本文全国法院系统第十四届学术论文研讨会三等奖

进退之间—
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原则的反思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毛德龙
论文提要：
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无论从立法来看还是从实务部门的实践来看都存在一定的混乱，一方面它似乎试图超越传统的理论窠臼，另一方面照搬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又似乎难以应对在诉讼现实中的复杂情势，本文正是针对这种进退维艰的状况力图探讨出一个适合中国现实并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的理论构架。
一、概说
“无原告即无法官”这句古老的法谚形象的说明了诉讼当事人在整个民事诉讼中的基础地位，司法区别于行政的一个特性之一就是它的保守性或者说被动性，“不告不理”是我们整个诉讼过程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何确定适格的当事人，或者准确的确定诉讼当事人的担当,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大而又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在司法改革、程序正义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研究热点的情况下，当事人的确定或担当理论较少引人注目。作为在司法实务界一个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笔者来说，深感诉讼当事人确定理论研究的不足和司法实务的混乱，在我所接触的无论是律师或者法官抑或当事人，他们在对待这一问题上，不是将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混为一谈，就是对此知之甚少，这就使得在平常的司法实践中诉由与主体相矛盾，被告错误以及胡乱追加第三人等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到了不能不进行检讨的地步。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者是英美法系，无论其庭审模式是职权主义或者是当事人主义，两造听审的诉讼构造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当事人的担当理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世界轨迹基本上是两大法系逐步接近、程序法上的当事人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逐步分离的过程，我国的诉讼上的当事人理论却总是游离于主流学说之间，未形成一种具有说服力的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用的理论，进退维艰，而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脱节也是其症结所在。这种进程基本上体现在以下几种学说之中。

二、诉讼当事人确定的几种学说
要检讨中国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不能不对世界各国的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行反思。“谁是适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上历来有几种学说：（一）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就是诉讼法上适格的当事人。这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有相当影响的传统观点，这种学说认为，大陆法上的诉讼是一种规范出发型的诉讼，一般是先有法律后有裁判，程序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权利人实体法上的利益，能够成为诉讼当事人的只能是实体法上的权利人与义务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是一致的，脱离实体法的纯粹的程序法上的当事人是不存在的。 （二）接受法院审判说。这种学说认为诉讼当事人就是为解决其纠纷而接受法院审判的人。此种观点强调当事人与法院审判的关系，将当事人局限于诉讼中的原、被告。 这种学说虽曾有相当影响，但目前鲜有支持者。（三）纯粹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学说。在英美法系，其法律是一种事实出发型的法律，一般是先有具体的案件事实，由陪审团判定事实，由法官从具体的个案中去发现法律，因此，所谓的诉讼当事人只是诉讼法上的一项技术性的构造，只要是与案件有关的所有的具有法定行为能力的主体都是诉讼当事人。 英国学者柯恩在《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中写道：“按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诉讼当事人不必是利害关系当事人或合格的当事人。不合格当事人可能会败诉，甚至可能会被从诉讼记录中取消资格，但在此之前，他是诉讼当事人。”（四）关系诉讼结果的主要利益说 。在日本，当事人适格也称具有诉讼实施权， 谁具有诉讼实施权或者如何确定适格的当事人，学界在传统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系诉讼结果的主要利益说”，这种学说更加重视程序的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认为诉讼上的实施权与实体上的实施权存在着相当的区别，他认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一般就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但现实的状况千变万化，随着法律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二者不一致的情形越来越多，如：破产企业的管理者本不是权利的享有者，但他却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讼上的权利与义务；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追究侵权者的责任等。因而，他们认为传统的学说应当得到改良，他们将过去绝对意义的管理处分权转换为具有相对意义的诉讼利益，认为只要起诉或应诉的主体具有相对的诉讼利益即可成为适格的诉讼当事人。
三、我国立法的理论选择与犹疑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待当事人的确定这一问题同其他法律问题一样受前苏联影响甚深，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表述是：第一 ，“所谓民事诉讼上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旨在保护民事权益，并能引起民事诉讼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人。”[6]其二认为“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利害关系人。”[7]这种表述方式与前苏联的主流观点相类似，例如，在前苏联的通编教材《苏维埃民事诉讼法》中，就指出原告人是指提起诉讼要求保护自己权利或合法利益的人，被告人是假定为有争议的义务主体。[8]在苏维埃《民事诉讼法纲要》第6条则更为清楚的表明，法院审理的案件，不仅依据请求保护自己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而且还可以依据检察长、国家管理机关、工会、企业、集体农庄，其他合作社组织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公民提出的保护他人权益的申请。但是不论何种诉讼主体提起诉讼，只有被假定为对争议享有权利的主体，才是民事诉讼的原告。[9]有人将这种当事人担当的学说称之为“利害关系人说”，这种学说一方面力图完善或脱离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另一方面尽可能的去适用社会主义民事诉讼的新的特点，在但究其实质，所谓利害关系人无非是实体法上利害关系人，所以在实际上传统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人即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的观念仍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映在立法上，这种指导思想则更加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案件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三条第一款就规定：“外国和港澳地区非法人企业的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非法人企业（包括个体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最终是由个体业主或合伙人享有和承担，其诉讼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地应由他们享有和承担。法律文书上应将个体企业的业主和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作为诉讼主体并列为：某某人，某某企业业主；某某人，某某企业合伙人。合伙企业有负责人的，可将其列为诉讼代表人。”再如，1992年颁行的《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也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这些规定都十分清楚的表明了立法者在对待诉讼当事人的确定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所持的一般态度，那就是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主体通常就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二者具有无可辩驳的一致性。再者，利害关系人学说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特点，并且也难以对日新月异的诉讼实践作出准确的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非正当的当事人以及代位诉讼的现象。
尽管我国当事人确定问题立法上采取的原则基本上与大陆法系的传统学说相同，但有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原告或上诉人的意思对被告或被上诉人的确定有重要而实际的影响，因为有时原告对一个与案件事实毫不相干的主体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认为不妥，要求原告撤诉或更换当事人，若原告坚持自己的意愿，而法院又不能不予受理，这时原告的意思在客观上对当事人的确定无疑起着决定作用。为此，1984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应当对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查。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当事人不符合条件的，应当根据民诉法第90条的规定进行更换。通知更换后，不符合条件的原告不愿意退出诉讼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条件的原告全部不愿参加诉讼的，可终结案件的审理。被告不符合条件，原告不同意更换的，裁定驳回起诉。”这种情形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非常普遍，因为“谁是当事人”总是由采取主动的原告一方在未经法院的合法审查之前就确定了的，但“谁是合格的当事人”往往只能在法院进行审理时才能发现，并且法院的处理还需要得到原告的配合。有的学者形象的称这种状况为“非正当的当事人”，并认为这种非正当的当事人的存在对传统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挑战。[10]
在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和实务中还有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有一些在实体法上并不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在实体法上他们本身并不能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但在诉讼法上，我们却一直承认“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在实践当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第49条就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法人由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诉讼。其他组织由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诉讼。”按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解释，所谓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1）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独资企业、合伙组织；（2）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企业；（3）依法登记领取我国营业执照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4）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社会团体登记证的社会团体；（5）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6）中国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7）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8）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乡镇、街道、村办企业；（9）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但实际上我国法律在对待这种偏离传统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理论的做法似乎处于一种犹豫和徘徊的境地，从我们对待个人合伙这一问题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就可窥见一斑，最高法院在1988年颁行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5条就曾规定：“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合伙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合伙负责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合伙人人数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而在1992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7条却对同样的问题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个人合伙有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从1988年的关于民法通则的解释承认个人合伙可以作为当事人到1991年新的民诉法对这种做法的进一步原则确认，再到1992年最高法院对民诉法的解释改变为以合伙人为当事人，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我们的立法者在当事人担当理论上也心存犹疑，我们曾经试图摆脱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不加区分的状况，但由于理论研究上的肤浅以及脱离实际，这种脱离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承担者的单纯的诉讼法上的当事人构造还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试探期。
学者发现的所谓的“诉讼代位”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谓“诉讼代位”现象是指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以当事人的资格起诉和应诉。[11]或者说本来不具有法定的实体权利，但是由于法律的某种规定或安排而取得了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条件，并且其以自己名义起诉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在涉及未成年人侵权的民事诉讼中，尽管该未成年人无一例外的是合格的当事人，但实际上最终责任的承担者却是未成年人的父母而不是未成年人本人。再如被宣告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涉及被宣告失踪人的案件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但最终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也不是代管人本人，而是失踪人。如果这两个例子还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国有企业在诉讼法上享有当事人的地位在我国则是一种极其平常和普通的事，以至于从未有人去怀疑这种安排的合理性。同时，死者的近亲属为维护死者的名誉或荣誉，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目前也屡见不鲜，尽管有人认为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并非仅仅是为维护死者的权益，其潜在的意图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诉讼担当已经与传统的当事人确定原则有着或多或少的区别。还有一类诉讼代位现象，也同样引人入胜，即我们新合同法上规定的代位权制度，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代债务人之位向第三人提起诉讼，从而在诉讼法上取得实施权。这种实体法上的发明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基础——实体法上的利益关系，无疑也是一个打击。[12]
程序独立价值的发现对我国的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国历来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程序的价值或作用只被局限于是实现实体权益的一种手段，当事人的担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影响，被认为是实体权益的享有者在诉讼中的体现。随着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被进一步从更深层次揭示以及程序独立价值的被发现，[13]学界也逐步认识到程序法中的当事人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不尽相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应当有其独立的内涵。例如，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一本诉讼法教科书中就认为，“新概念（新的当事人理论）与传统的当事人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承认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只是纯粹的诉讼当事人。”“一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他们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二是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的人，这主要是指对争议民事权益享有管理和支配权的人，如遗嘱执行人，清算组织等。”[14]可见，受程序独立价值发现的影响，我国的当事人担当或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
四、传统的偏离与几种特殊的诉讼担当
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与实践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几种特殊的诉讼担当理论也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有所突破。（一）新兴的经济公益诉讼理论。所谓的经济公益诉讼，实际上一开始也并非诉讼法学界的创造，而是从事实体法研究的学者，尤其是研究经济法的学者针对经济法所保护的权益大多都是公益性的权益，其权益的享有者并非确定的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而是社会的整体这一特点而提出来的，由于社会公益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状态，权利义务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所以这种诉讼理念在国内还鲜为人知。但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整体公益性权益的重视，面对北京的黄沙肆虐，渤海湾的赤潮汹涌，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都市中的昏黄天空，我们难道不可以用诉讼的方式去遏制那些侵害人类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吗？但是应当由谁来提起诉讼，或者说谁才是真正的适格的原告，不能不令我们细细斟酌。倡导者们认为应当由一个能够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担此重任，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又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了。（二）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担当。关于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担当原告的诉讼，由来已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实际上并非民事实体法上合法的权利的享有者，国家和集体才是真正的权利人，因此人民检察院在此种情形下的诉讼担当实际上与传统的诉讼实践和理念不同，而是扮演了一种法律拟制的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的形象。（三）股东权益诉讼。公司的利益是股东、债权人和职工利益赖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在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公司的机关应当及时行使诉权，通过诉讼挽回损失。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公司机关的组成人员就是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或者不是公司利益的侵权行为人，但却与侵权人朋比为奸，这就必然造成公司诉权行使之懈怠。[15]股东诉权就是对公司诉权无人行使的情况下赋予股东担当对公司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行使诉权时，公司的股东即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股东诉权自英国而肇始，其他诸如日本、德、法等国也纷起效仿。[16]我国《公司法》第111条亦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尽管该规定不尽完善，屡遭学者质疑，但无论如何股东诉权制度终归在中国的实体法上得到了确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公司股东抛开公司这一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直接以自己名义行使诉权，这种现象对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启迪。
五、现行当事人担当理论之反思与创新
从以上对民事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的一个简要回顾以及对我国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的原则或理论具有以下特点：1、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传承前苏联的衣钵，力图突破传统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与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不分的弊病。[17]新概念更加欣赏英美法系的纯粹的诉讼法上的当事人的构造，并试图用“利害关系”这一带有中间性（它一方面强调与传统的实体和程序不分的理论不同，另一方面又强调程序和实体的联系。）的模糊性的术语来囊括诉讼实践中出现的新的当事人担当的现象。但对“利害关系”这一术语的准确性和包容性学界本身也有不同的声音，[18]并且随着新的诉讼实践的发展，这一理论日益捉襟见肘。2、我国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还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界与立法界以及实务界存在相当隔阂。理论界力图有所创新，而立法界则犹疑不定，一方面接受了理论界提出的“其他组织”可以成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另一方面在对待合伙组织的态度上又全部接受了传统的大陆法系的思想。对于一些新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例如，股东诉权、代位诉讼、非正当的当事人等，立法界和实务界又未经理论界的及时总结就匆匆做出了结论。而在实务界，他们一般都从实体法上的规定来判断诉讼法上的担当，有的则干脆不知所措，对中国的诉讼当事人确定感到一片茫然。这种理论界、立法界以及实务界的不一致，使我们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和实践处于进退之间，准确的论证和完备的诉讼当事人的担当理论的研究已迫在眉睫。3、便利诉讼的思想在当事人担当问题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理论界和立法界，将“其他组织”确定为诉讼法上的适格的当事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便利诉讼的考虑，因为将“其他组织”的投资人列为当事人，诉讼的进程将会十分繁琐。在实务界还有一种便利的思想，他们往往喜欢把多余的与案件无关的人拉进诉讼，一方面出于管辖的考虑，有的时候是出于执行的方便。例如，在广东几乎所有的涉及来料加工的企业参加的诉讼中，来料加工方与外方都被列为当事人。在一些银行借款的案件中，银行总是喜欢将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各方的投资人或股东一块告上法庭等。
总结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的原则或者是诉讼当事人担当的理论需考虑以下几点：1、 “无利益即无诉讼”，当事人与争议的标的应当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有时哪怕是一种假想的利益，这是我们确定当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英美法系的所谓纯粹的诉讼当事人理论与我国的传统观念不符，而且抛弃对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的审查，也容易引起滥讼现象，与我国司法效率的理念背道而驰。这是一般标准。2、有时这种利益并非是直接的实体法上的利益（可以是一种间接的利益），有时甚至根本不用具有利益，这时我们考虑的可能是诉讼效率的价值[19]或出于社会公益的考虑（如，经过登记的领取牌照的“其他组织”可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检察院可以代表国家进行诉讼）。这是特殊标准。3、非正当的当事人现象也应当考虑。这是补充标准。或认为，所谓的一般标准——特殊标准——补充标准的观点更象是几个毫不相干的标准的松散组合，不具备理论通常所具有的高度归纳性，但笔者认为正是飞速发展的诉讼实践让我们难以找到一个能全面包容的标准来确定现实中的适格的当事人，而这种看似松散的组合正是我们多样化的诉讼现实的反映。
六、余论
限于篇幅，本文对一些特殊的诉讼当事人担当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涉及的某些介绍只是为了佐证本文追求的论题。对于集团诉讼、第三人参加的诉讼本文更是丝毫没有涉及，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对诉讼当事人的确定没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的论点大多是出于诉讼实践的考量，理论上的归纳难谓周延，还望各位同仁指正。
注释：
[日]福永有利著，《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错》（上），青林书院，第34页。
[6]、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7]、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8]、[苏]A.A.多勃罗沃里斯基著，《苏维埃民事诉讼法》，第56页。
[9]、陈刚著，《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简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10]、王强义，《非正当的当事人及其更换》，载《法学研究》。
[11]、马新彦，《诉讼代位制度初探》，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
[12]、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13]、江伟、刘荣军，《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要论——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分离的历史小考》，《诉讼法论丛》第3卷。
[14]、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15]、刘俊海，《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载《商事论集》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肖建华著，《当事人问题研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17]、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18]、张晋红著，《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9]、张家慧，刘远生，《意大利民事诉讼制度研析》，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


广东省深圳市建设局 深圳市劳动局


深圳市建设局、深圳市劳动局、深圳市公安消防局、深圳市住宅局关于颁布《深圳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深圳市建设局 深圳市劳动局 深圳市公安消防局 深圳市住宅局




各燃气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燃气安全管理，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我市燃气行业健康发展，深圳市建设局、劳动局、公安消防局、住宅局联合制定了《深圳市燃气安全管理规定》，现予以颁布，请遵照执行。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市燃气的安全管理，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燃气管理条例》以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深圳市范围内从事燃气生产、储存、输配、经营的单位、使用燃气的用户、有关物业管理单位以及深圳市居民，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全市燃气安全工作，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全市燃气的安全监察，公安消防部门负责全市燃气的消防监督。
第四条 燃气安全管理体制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群众监督、劳动者遵章守纪”。
第五条 燃气的生产、储存、输配、经营和使用，必须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保证燃气安全。
第六条 从事燃气经营的单位必须按照《城市燃气企业资质标准》的要求，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广东省燃气经营许可证》方可从事燃气经营。
第七条 燃气生产、储存、输配、经营单位应明确法定代表人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安全工作并与下属各经营网点签订安全责任书；应设立完善的安全管理机构，有一名负责人主管燃气安全工作，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车间班组应设立群众性安全组织和安全员，形成
三级安全管理网络；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订操作规程，定期将执行情况向有关行政部门汇报。从业人员应进行专业培训，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八条 燃气经营单位应保证所供燃气的气质和压力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无臭燃气应按规定进行加臭处理。
第九条 燃气经营单位要制定用户安全使用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单位或居民办理燃气开户手续，并建立用户档案，向用户提供安全使用手册，进行安全教育，提供安全咨询服务。
第十条 使用燃气的集体用户、各小区、大厦的物业管理单位应当确立相应的安全管理机构，明确专人负责。
第十一条 用户使用的燃器具必须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同时应是经深圳市燃气设备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或核查，并取得销售许可的产品。
第十二条 使用燃气的单位或居民应办理开户手续，并认真阅读燃气经营单位提供的安全使用手册，严格遵守燃气安全使用规定。

第二章 燃气储配和瓶装气的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燃气场（站）、码头、输配设施及各种燃气设备，必须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志，标明工艺流程走向，应有醒目的禁火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涂改、移动、毁坏或覆盖。
第十四条 燃气储存和输配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必须符合劳动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规定，按要求办理《压力容器使用证》，并定期检测；其安全附件应处于完好使用状态并定期校验。
第十五条 燃气储存、输配设施及灌装设备，须指定专人维护保养，建立设备运行和维修档案，定期进行检修。灌装所用的计量器具要定期校验；避雷设施及设备静电接地每半年至少测试一次；泄漏报警系统应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第十六条 燃气储存、输配系统的动火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用火管理制度，按公安消防部门的三级临时动火作业审批权限的规定，办理相关的临时动火作业许可证，并制订好作业方案，落实安全措施后方可作业，严禁无证作业。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单位必须使用具有劳动部门资格许可证单位生产的合格的液化石油气钢瓶；液化石油气钢瓶应有经营单位的明显标志。
凡新购液化石油气钢瓶须将钢瓶规格、数量及有关出厂技术资料报市劳动局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机构；经由市监察机构授权的检验单位进行抽检，并核发统一的“钢瓶安全认证”标志。
第十八条 钢瓶必须按规定定期送交劳动部门认可的具有检验许可证的钢瓶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验，外观严重锈蚀、碰损及钢瓶附件不全、标牌不清必须提前送检；报废钢瓶由检测单位统一进行处理。气瓶充装单位必须取得劳动部门的气瓶充装单位注册登记许可证；必须实施充装前后
检验、复验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充装前后的检验；禁止充装不合格钢瓶。
第十九条 卡式炉气罐是一次性充装罐，其储存的介质为液化丁烷气。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回收空罐进行重复灌装，用户也不得自行重复灌装或购买重复灌装的燃气罐。
第二十条 储存和输配燃气的压力容器不得超量灌装。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必须严格执行充装重量复验制度。对已充装的钢瓶经检查合格后须贴上充装合格证。禁止漏气、超重等不合格的液化石油气钢瓶运出充装站。
第二十一条 使用液化石油气槽车的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槽车使用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槽车司机、押运员上岗证。槽车司机须有三年以上相关车型驾驶经验。
运送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机动车辆应办理《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驾驶员应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
第二十二条 在进行液化石油气装卸作业时，液化石油气槽车司机及运送瓶装液化石油气的机动车辆的司机必须将车钥匙交操作工保管，并不得离开现场。装卸完毕后，由操作工、司机、押运员同时进行周边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启动行驶。严禁用槽车直接充装钢瓶。
第二十三条 禁止用户进行钢瓶灌装，自行排放残液，以及加热、摔、砸、倒卧钢瓶，改换检验标记或瓶体漆色，拆修瓶阀等附件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用户使用的燃气软管必须是合格的耐油橡胶管。燃气软管不得穿墙、窗、门，长度不得超过2米。软管与减压阀及燃气器具的连接处应用喉码锁紧。

第三章 管道燃气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 深圳市管道燃气由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经营。
第二十六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应有熟悉管网供气技术的管理人员负责安全管理，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二十七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或当地规定的质量标准，保证燃气的热值、组份、臭味、压力等达到国家标准，并保证持续稳定地供气。涉及用户的停气降压工程，须提前24小时通知用户（紧急情况除外）。
第二十八条 燃气管道和设备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气密试验和置换。在置换过程中，应当巡回检查，加强监护和检漏，确保安全无泄漏。
第二十九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负责燃气管网及设施的安全管理。入户分支阀门以后的燃气管道、设备及燃器具由燃气用户负责日常安全管理。公共福利及商业用户负责其入户总阀以后的燃气管道及设施的日常安全管理。
第三十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必须对燃气管网及设施标志的完好性进行巡查，防止管网因施工等原因被破坏。应定期对管网进行维修保养。定期进行埋地管网的检漏工作。巡查人员应配备燃气检漏检修工具。必须建立健全巡查及维修保养档案。
第三十一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在接到用户户内的有关燃气设施故障报修申请后，应当及时处理，并保证在24小时内修复。
第三十二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应对用户户内的管道、设施及用气情况进行定期的外观检查和测试检查。
外观检查周期为每年一次。检查内容应包括：1．管道及设备的完好状况。2．燃器具及连接软管的完好状况。3．是否存在管道及设备埋墙暗设和私自改装、加装等安全隐患。4．燃气热水器是否符合安装规程的要求。5．检查管道有无松动和燃气渗漏。6．对用户安全使用燃气常
识进行检查，接受用户安全使用燃气的咨询。
测试检查周期为3年一次。检查内容除外观检查的内容外还应包括：1．对户内管道系统按有关技术标准进行一次气密试验；2．对用户调压系统进行使用工况下的压力检测，要求在稳定使用和关闭的状况下调压器出口压力均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测试检查所需的费用由物价部门
审定。
第三十三条 物业管理单位应掌握本辖区内燃气管道及控制阀门的分布和运行状况，建立健全燃气管道及设施日常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及安全管理档案，加强对管理辖区范围内的燃气管道设施及用户燃气设施的巡视和监控，燃气用户及相关人员应当配合，对燃气管道及设施进行日常安
全管理和监护的物业管理人员应接受燃气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考核，并接受燃气经营单位的相关技术指导。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在物业管理辖区内进行地下开挖作业时，应当向该区物业管理单位申报，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危及、影响到燃气管道及设施的施工作业通知燃气经营单位共同制定保护监管措施，或制止施工单位施工。
第三十五条 高层建筑严禁使用瓶装气。具备管道供气条件的多层建筑，应使用管道气。严禁管道气与瓶装气混合使用。
第三十六条 管道燃气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安全使用规定，正确使用燃气及燃气用具，不得擅自拆、改、迁、装燃气管道和设施，不得将燃气管道及设施埋墙或暗设。严禁明火检漏。
第三十七条 管道燃气用户所使用的燃气软管必须采用合格的耐油橡胶管。
第三十八条 燃气软管不得穿墙、窗和门，灶前旋塞阀与燃器具的连接软管长度不应超过2米。软管与灶前旋塞阀及燃气具的连接处应用喉码锁紧。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燃气经营单位同意，禁止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系统上的公共阀门，消防紧急情况除外。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管道燃气经营单位正常的检查、维修或抢修。
第四十一条 确因需要拆除、迁移管道供气设施的，必须到燃气经营单位办理手续。
第四十二条 公共场所燃气管道及各种燃气设施必须设置统一的明显标志，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涂改、移动、毁坏或覆盖。
第四十三条 严禁在燃气管道及设施上修筑建筑物、构筑物和堆放物品。严禁向燃气管道及设施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严禁在燃气管道及设施上和安全保护距离内挖坑取土、开挖沟渠、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第四十四条 对申请开工的项目应由建设单位审查施工范围内是否有燃气管线及设施。对有可能影响到管道及设施安全运行的，建设单位必须按《深圳经济特区燃气管理条例》、《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及有关规定执行。建设单位在施工前须书面通知燃气经营单位，确定保护措施后方可
施工。施工过程中，燃气经营单位应当根据需要进行现场监护，保护施工现场中的燃气管道及设施的安全。

第四章 抢修与事故处理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管道、设施、燃器具泄漏或燃气事故，应当立即向燃气经营单位报告，根据情况同时向公安消防部门报警，且尽可能采取一切能阻止或减轻燃气泄漏或事故扩大的有效措施，如设立现场警戒区、关阀停气、自然通风、禁止烟火等。
第四十六条 燃气经营单位应设置专职的抢修部门，设立24小时抢修值班，配备通讯设备、抢修器材、车辆、专职人员，并预先制定各类突发事故的抢修方案。接到抢修报告后，能迅速到达现场组织抢修，并不间断地作业，直到修复完毕。
第四十七条 管道燃气经营单位组织供气抢修时，对影响抢修作业的林木，市政设施和其他构筑物，可以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事后能恢复原状的应及时恢复原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给予合理补偿。
第四十八条 发生燃气事故，燃气企业应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第四十九条 燃气事故的处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燃气事故是指因燃气管道、设施、燃气用具发生泄漏、火灾、爆炸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
燃气事故不包括利用燃气进行犯罪或自杀所造成的事故。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燃气工程建设的安全管理，执行深圳市燃气工程建设管理有关规定。
第五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燃气行业管理部门将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燃气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98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