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广州市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及处理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通知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广州市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及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州市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及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止和妥善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减轻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环境污染事故，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者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国家与人民财产遭受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和处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是本市环境污染事故防范及处理的主管部门（以下称市环保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监督实施。
区、县级市环保部门负责辖区内环境污染事故防范管理工作，并依权限查处环境污染事故。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对检举和控告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由环保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环境污染事故防范
第六条 凡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者生产、贮存、运输、销售、使用有毒有害化学物品（含放射性物质的物品和矿物油料）以及用油储油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和个人，应当加强对生产设备、排污设施、防治污染设施等的维护管理和生产、经营、运输过程的管理，防止环境污染
事故的发生。
第七条 有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防范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制定有效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方案，配备控制和消除污染所需要的物资、设备和用品。发现环境污染事故隐患，及时整改；发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隐患，应及时报告当地
环保部门。
第八条 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事故隐患的技术档案和巡查制度。环境污染事故隐患的技术档案应载明：
（一）产生环境污染事故隐患的设备（设施）的名称、数量、位置及分布图。
（二）环保设备（设施）的检修或者更换时间和期限。
（三）环境污染事故隐患的种类及环境污染事故的引发条件。
（四）发生环境污染的应急措施及所需物资、设备和用品的准备情况。
（五）环保岗位责任制及奖惩制度。
（六）管理人员的日常检查和巡查记录。
（七）环境污染事故的历史记录。
第九条 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经常组织和督促所属单位开展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工作，指导、监督所属单位落实环境污染事故隐患整改措施，并定期汇总情况，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
第十条 环保部门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辖区内环境污染事故隐患的检查工作，并将检查情况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
对存在环境污染事故隐患并可能发生污染事故的单位，环保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督促其落实整改措施。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本辖区内从事化学产品生产的大型企业、化学危险品仓库区和工业小区，建立区域性化学污染事故防范和救援工作体系，成立区域性的化学污染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建立事故隐患种类、分布和污染事故引发条件的技术档案，制定紧急救援方案。

第三章 环境污染事故处理
第十二条 环境污染事故分为以下4个等级：
（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0元以下的（不含10000元），为一般环境污染事故。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不含50000元）或人员发生中毒症状的，为较大环境污染事故。
（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不含100000元）、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或者可能导致伤残后果或人群发生中毒症状的，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四）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00元以上、人群发生明显中毒症状或者辐射伤害或人员中毒死亡，当地经济、社会的正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为特大环境污染事故。
第十三条 市环保部门负责重大、特大的环境污染事故的确认和查处工作，并向市人民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区、县级市环保部门负责辖区内一般和较大环境污染事故的确认和查处工作，并向市环保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遏制污染的发展和蔓延，并及时采用各种有效方式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协助其采取躲避、防御、救护等措施，以减少损失。
第十五条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立即向所在地环保部门报告环境污染事故的简要情况，并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的5日内，向查处事故的环保部门报送环境污染事故报告书。报告书内容包括：环境污染事故的类型，发生时间、地点、经过，主要污染物质及数量，发生
环境污染事故的原因及责任，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对人与环境造成损害的程度，所采取的措施，遗留的问题和处理情况等。
第十六条 环保部门接到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应简要记录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主要污染物质、污染程度、人员伤害等情况，并对环境污染事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作出初步认定。如不属本级或者本部门管辖的，应立即通知有管辖权的环保部门或者其他部门处理；区、县级市
环保部门初步认定属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立即报告市环保部门并会同查处。
第十七条 环保部门接到环境污染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到现场调查处理。对造成严重污染并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应立即报告本级人民政府，由人民政府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包括责令排污单位减少或停止排放污染物，甚至停止生产，解除或者减轻危害。
第十八条 环保部门调查环境污染事故，应按《广州市环境污染事故现场调查表》的内容进行，并由调查人、被调查人和见证人签名。
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技术和档案资料；环保部门应为其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十九条 环境监测机构应参加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取证工作，及时提供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数据，并负责提供环境污染事故责任或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处理的技术依据。
调查环境污染事故的监测、鉴定、检验等调查取证所需费用，由环境污染事故责任者承担。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隐患技术档案、或者存在环境污染事故隐患不整改或者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不及时采取应急措施或不立即报告环保部门，造成环境污染蔓延的，应追究责任人的行政、经济责任。
第二十二条 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由环保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应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缴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或者被处以警告、罚款的单位或个人，并不免除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发生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环境保护执法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其业务管辖范围的环境污染事故，可参照本办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19日
且慢为“选审制”叫好
杨涛

７月２７日《北京晨报》报道，日前，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在全市检察系统率先推出“选审制”，来该院申请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自行选择办案人员，信任哪个检察官就挑哪个。作为第一个自选检察官的申诉人，北京某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评价说，他感觉“就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
有学者为“选审制”的出台欢心鼓舞，认为“选审制”从积极意义上使申诉人在更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以自己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自己期待中的正义，是对回避制度的超越。“选审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在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新的制度保证。
　　 笔者丝毫不怀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动机。但是，一项制度的出台却不是简单的拍脑袋的事情，司法制度的合理存在要看其能否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笔者对“选审制”并不抱乐观的态度，“选审制”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损害司法权威，能在多大程度上确保实体公正令人怀疑。
现代司法理念认为，司法官的司法中立是程序正义题中应有之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要求检察官在司法中不偏不倚，因为，检察机关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司法公正，是要为纠纷的双方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检察官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其与申诉人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并非像在医院里选专家号一样仅对其患者负责，也非在超市选货一样以顾客满意高于一切。而在“选审制”下，这种中立可能失衡，被选中的检察官完全有可能为报答“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一方当事人服务，为保护自己荣誉而战，这就有悖于司法中立，并且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即使被选中的检察官公正执法,但在检察权行使的程序中并无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作屏障,而申诉总是可能对一方不利，甚至双方都不利，如对选择方不利，先前的满意也可能化成怨言，这也与我们设立该制度为使申诉人满意的初衷相距甚远。
其次，“选审制”违反司法中平等参与精神。要达到司法公正，在程序上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权利至关重要。在我国，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虽同属司法机关，但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在性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在办案模式上并不同于法院在审判中主要实行的合议制，而是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主诉检察官一人负责对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把关，重大事项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民事行政案件检察中，如果申诉一方选择了主诉检察官，申诉人行使了选择权，感到满意。然而，如果被申诉人认为申诉人选择的主诉检察官水平不高或存在其他问题但又无法定回避理由，而此时其已无选择机会，只能听任该检察官办案，后果是由于剥夺了其选择权，必然使其感到程序不公，进而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产生怀疑。
诚然，在仲裁制度中有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规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也有当事人挑选陪审员的传统。但是，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其解决纠纷是当事人自愿提交，与司法机关公权性质是截然不同。而且，仲裁和陪审制中，合议制和秘密评议制的运用可以确保仲裁员和陪审员不受挑选他们的当事人左右，无须考虑所谓“知遇之恩”，与我们讲的检察机关的检察长领导下的主诉检察官负责制支撑的“选审制”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仲裁制度还是陪审制都确保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选择权，双方在对等情形下单独选择或共同商定仲裁员、陪审员，这种平等机会和权利有助于消弥任何一方的不满。“选审制”与 回避制度在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上也没有共同之处，“选审制”决非论者所言是对原有的回避制度的超越。因为，回避制度下，当事人可排除潜在的不公因素，然而司法官却无须考虑为荣誉而战，而且回避制度在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平等机会和权利上也与“选审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要说的但不是不重要的是“选审制”可能潜在地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定分止争的功能需要其具有至上的权威，否则，司法就无终极性可言，社会的纠纷永无宁日。而司法的权威要建立在对司法官的高度尊重与信任之上，一个可以任于他人评头品足、挑三拣四的司法官员自身不会有职业的荣耀感，他人也不会给予其高度尊重与信任，司法机关的权威无从树立。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官员具有职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一个司法官员没有重大违法，是不可能因为当事人是否满意而淘汰或免职，“选审制”发挥的优胜劣汰的效果是不能对司法官员适用的。当然，基于当前我国司法官员的现况，“选审制”的实行的确能使部份素质较低的司法官员知耻而后进，有助于改善司法队伍状况。但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本身进口关不严、独立性不强，并且这种改善是以损害司法队伍整体形象为代价，使原本地位不高的司法机关更加边缘化，得不偿失。毕竟，司法官员素质提高主要靠严把进口关、加强司法行业自律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来实现。西方国家的陪审制下当事人有挑选陪审员的传统，却无选择法官的权利，这也是铁的事实。尤其是在德国，为汲取纳粹时期任意任命法官为其独裁服务的教训，确定了“法定法官”的原则，无论任何法律纠纷都应按法定的原则选定主审法官，院长及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由谁主审。防止权贵以当事人身份出现，利用“选审制” 干涉司法，在当今中国司法并不完全独立的情形下，具有现实意义，同样是主张“选审制”的学者不能回避的事实。
总之，要在为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及维护司法的权威前提下，重新审慎地思考在检察机关推行的“选审制”。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