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趋势及预防对策
王长君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是近年来国际上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指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让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通过犯罪人的道歉、赔偿、社会服务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及时恢复常态，同时也使犯罪人通过积极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和社会的谅解。恢复性司法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最早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统内被害人和加害者调解程序。2002年4月，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11届会议在维也纳通过《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则》的决议草案，鼓励各会员国在制订和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时利用该决议。
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是指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它是一种由未成年人犯罪各方利害人共同参与犯罪处理活动的司法模式，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和被害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恢复原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未成年人具有认识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等特点。因此，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谨慎为之。对未成年人适用恢复性司法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干预达到最优的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势头，引起了司法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的深刻变革，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龄、类型、手段、方式上呈现一些新特点。
一、刑法谦抑原则——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构建的法理基础
刑法谦抑原则，是指刑法应作为社会抵制违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刑法谦抑主义所体现的是人类理性的自然法精神，推崇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更有效。法国法学家耶塞克认为，“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导致的其它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围内使用。”这就要求在实施刑法的过程中注重刑法的建设作用和养成功能，而不是强调刑法的镇压、摧毁和威慑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所提倡的“非刑罚化”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眼于对被害人、社区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改造，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他与传统的报应性司法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认为犯罪是反对其他个体或社区的行为；犯罪行为发生后，不应仅仅去谴责过去的犯罪行为，而应该找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尽量弥补犯罪给当事人及社区造成的损失；罪犯的义务不是简单的接受惩罚，而应该积极地面对犯罪造成的结果，承担抚慰受害人或赔偿损害的责任并从中吸取教训，恢复犯罪前守法的状态，重新融入到社区生活当中。如果当事人各方对犯罪的处理方案达成一致，那么犯罪人就不必承受牢狱之苦，而由其他的方式如赔偿损失、社区劳动等来代替刑罚的执行，这对于避免未成年犯罪人的“污点遭遇”和“标签效应”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的理性思考
1、我国未成年司法的基本理念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基本理念有契合之处
未成年司法贯彻“双保护”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方针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基本含义是未成年司法既要注重社会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护失足未成年，并使两者有机结合，在未成年司法中对失足未成年应以“教育手段”为核心，努力以非惩罚性手段挽救失足未成年。这是由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的本质差别决定的。犯罪的本质在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而未成年人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一样， 具有社会危害性， 这也决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受惩罚性。但是，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的差别决定了他们的本质区别。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失足行为，是由于自身的是非分辨力差、易受影响所造成的。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经过教育即可以加以矫治，其部分不良行为甚至不加干预，待其心理和生理成熟后也能够自然得到矫治，其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显然不同。因此，未成年刑事审判制度的设计与成年人的刑事审判制度之间应该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些诉求都能够从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注重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处理上的多元化相吻合。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也正是因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被当代各国所推崇。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特点就表现在它对已然犯罪的反应机制上：它主张在唤起犯罪人的责任感，包括其赔偿犯罪的损害、恢复社会安宁的义务感的基础上，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
2、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价值取向与我国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相似之处
恢复性司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和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协商（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人、朋友等参加）、圆形会谈（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对本案有兴趣的任何人参与）。具体到未成年人来说，其核心是由一个受过司法训练的协调人协调、促进各方的商谈，并协助参与各方找到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这与我国的调解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2]在刑事诉讼领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虽然我国刑事案件中的调解与恢复性司法程序相比存在显著区别，但这至少表明我国法律对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基本态度，就是允许用相对温和的不同于传统刑事程序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一点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是相一致的。
3、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我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为贵”，老百姓普遍存在“忌诉”、“厌诉”的心理，主张冤家宜解不宜结，自古以来就有调解、和解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法律资源。遗憾的是，在我们推进法治化的进程中，却忽略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味地强调借鉴西方法治的经验，推崇诉讼万能，结果导致法院大量的判决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其不但不能平息社会纠纷，反而加剧和扩大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在这种背景下，“和为贵”式的人民调解重新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因此，“和为贵”的文化与“忌诉”、“厌诉”的价值取向，为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复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础。
4、国外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成熟为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实践基础
构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恢复通道。加强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可以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悔罪的各种途径，包括体验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痛苦等。例如，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警察如果发现犯罪人实施了犯罪， 首先要同犯罪人面谈， 然后带他们去作案的现场。如果他们是盗窃商店，就带他们去被盗窃的商店，跟商店老板面谈。这样使未成年犯看到他们行为的危害性，可以较快地促使他们对自己罪过的反省，也较容易使被害人原谅这些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谅解的基础上，采取道歉、忏悔等情感方式以及金钱赔偿的物质补偿方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这也能够使得法庭教育寓于法庭审判的全过程，改正法庭教育流于形式的现状。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分制度，以凸显刑法的教育、保护功能。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建立了保护处分制度。如日本现行《未成年法》规定的保护处分制度，其保护处分限定为保护观察、移送教养院或养护设施、移送未成年院三种。英国对犯罪未成年采取的保护处分措施一是拘禁性保护处分，称为拘禁判决；二是社区保护处分，称为社区判决。确立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圈，综合被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家庭成员、警察、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意见，达成处罚协议，能够有力地综合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矫正。
5、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位是造成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法制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相比，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显得过于单薄。有关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只能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找到零星的规定（如我国刑法第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这些特殊规定充其量是正规刑事法律的有限的补充，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来说力量微不足道。1991年9月4日我国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了修订，2007年6月1日起实施。1999年6月28日颁布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说，这两部法律的出台和修订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和日趋成熟。但这两部法律的规定原则性较强，缺乏相应的具体操作规定，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和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导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健全。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因此在实践环节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活动的更多是一些司法解释、通知以及刑事政策，具体运作上只是停留在参照成人法的基础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全面构建了联合国未成年司法准则的基本框架。该规则立足于把未成年同成年人明确分开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具有专门业务、工作人员和服务等完全独立的体系结构。这可以说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从世界范围看，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处罚主义”逐渐转化为“保护主义”，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置以教为主、以罚为辅，除重大犯罪外，一般以实施保护性管训处罚为原则。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未成年刑事司法中，却没有充分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处置原则。在我国，有50%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 而在德国只有4%的未成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
6、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现的新趋势
（1）、犯罪年龄低龄化
前几年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龄为16至18岁，而近几年则为14至16岁，犯罪年龄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2岁，其中14岁至16岁初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12%，出现了“危险的14岁”的现象。
（ 2）、犯罪类型多元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主，其中抢劫、盗窃、抢夺犯罪尤为突出，此外，杀人、强奸、绑架、伤害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还出现在毒品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发生在校园周边针对在校学生的敲诈、抢劫等各种案件，已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个别学校周边案件的频繁发生，已严重影响到了在校学生及家长的情绪，危及学校的正常秩序和该地区的社会治安。
（3）、犯罪手段成人化
江西省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
（2007年12月14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7年12月14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6号公布 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批，保障城市规划、镇规划的有效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和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实施，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和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指以依法批准的城市、镇总体规划为依据，对城市、镇建设用地的使用性质、使用强度和道路、工程管线、公共配套设施以及空间环境等控制要求作出的规划。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工作。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支持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依法实施，对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制定本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范和指导意见，规范和指导全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
第八条 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
第九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城市、镇总体规划以及建设发展的需要，制订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计划，报城市、县人民政府审定。
城市中心区、旧城改造区、近期建设区、城乡结合部和储备土地、拟出让的土地以及其他城市建设重要控制区域，应当优先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十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通过公开征集、邀请征集等方式确定规划方案，择优选定具备相应资质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委托其承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
第十一条 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城市、镇总体规划为依据，与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规范，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公众意愿，体现提高城市、镇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景观艺术水平的总体要求。
第十二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界线，以及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
（二）确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以及公共设施配套要求、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
（三）确定规划范围内河流、湖泊、湿地等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四）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设计指导原则；
（五）根据交通需求分析，确定地块出入口位置、停车泊位、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步行交通以及其他交通设施，规定各级道路的红线、断面、交叉口形式以及渠化措施、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六）根据规划建设容量，确定市政工程管线位置、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进行管线综合；
（七）依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对地块的地下交通、商业、能源、通信、防空等设施作出具体规定；
（八）制定相应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的规定应当作为强制性内容。
第三章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审批
第十三条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规划草案）后，应当报委托其编制规划草案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审查。
第十四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对规划草案组织专家论证进行初步审查，并将初审后的规划草案公开展示，征询公众意见。
规划草案公开展示的时间不少于30日。展示的时间、地点及公众提交意见的期限、方式应当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者政府网站上公布，同时在规划地块的主要街道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设置公示栏公示。
第十五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收集、整理和研究公众意见。公众对规划草案提出重大异议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进行论证。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公众意见，组织规划编制单位对规划草案修改完善，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六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划草案、专家论证意见及审查意见提交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并附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和理由。
城镇体系规划中确定由上一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规划监控的区域，其规划草案在提交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前，应当先征得上一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同意。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委员会应当按照议事规则对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提交的规划草案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
规划草案经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后，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根据审议意见组织规划编制单位对规划草案修改完善，报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审批。规划草案应当附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未经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的规划草案，城市、县人民政府不予审批。
第十八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讨论通过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控制性详细规划讨论通过后30日内，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或者政府网站上公告。公告应当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范围、实施时间和查询方式等内容。
第十九条 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控制性详细规划档案，将城市和镇的现状调研资料、规划草案、公众意见、本部门审查意见、城市规划委员会审议意见以及人民政府批准文件、规划成果等存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查阅前款档案，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公开的内容除外。
第四章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和修改
第二十一条 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供应、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开发建设，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
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尚未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地块，不得进行开发建设，但因国家、省重点工程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并经省人民政府审批同意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规划地块的规划条件及附图，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和制定土地使用权划拨方案的依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定擅自改变规划条件及附图。
违反规划条件及附图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手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划拨手续。
第二十三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时，对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法提出听证申请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应当在核发之日起15日内通过政府网站、设置公示栏公示等方式向社会公布核发结果。
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在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依照前两款规定执行。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查询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依据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内容。
第二十四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修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章、第三章规定的编制、审批程序进行：
（一）城市、镇总体规划发生变更，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二）重大建设项目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存在明显缺陷，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作出修改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可以向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举报。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并在30日内将处理情况回复举报人。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规划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可以向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人民政府或者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在60日内将处理情况回复举报人。
第二十六条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规定，审批、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其审批、修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无效，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纠正，通报批评；对有关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八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镇人民政府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委托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城市规划编制单位承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
（二）未将规划草案向公众展示，征询公众意见的；
（三）拒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查阅控制性详细规划档案的；
（四）擅自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五）接到举报后不处理，或者未将处理情况回复举报人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规划条件、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或者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其核发的证件无效。上级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撤销或者直接撤销该行政许可，并依法追究该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因撤销行政许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依据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予以处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改正、不拆除的，由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