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新西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以下各称“缔约一方”），
　　愿为两国间的进一步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平等互利、不歧视原则的基础上，为缔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认识到鼓励和相互保护这类投资将有助于激励经营的主动性和促进两国的经济繁荣，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依照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所投入的各种财产，包括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用益权、留置权或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债券和类似利益；
　　（三）对金钱的或者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合同的所有权或请求权；
　　（四）版权、工业产权（如发明专利、商标、工业设计）、专有技术、工艺流程、商名和商誉；以及
　　（五）法律赋予的或通过合同取得的经营特许权，包括自然资源的勘探、种植、养殖、开采或开发的任何特许权。
　　二、“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产生的货币收益，包括利润、利息、资本利得、分红、提成费或酬金。
　　三、“国民”一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任何人；
　　（二）在新西兰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作为新西兰公民的任何人。
　　四、“公司”一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依照其法律在其境内成立或组建的任何公司、经济组织或其他法人；
　　（二）在新西兰方面，系指依照其有效法律在新西兰成立、组建或登记的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公司、合伙、商号、社团或组织。

　　第二条　协定的适用
　　一、本协定只适用于依照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所进行的投资。
　　二、本条前款的规定应适用于缔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所进行的所有投资，而不论投资是在本协定生效前或生效后所进行。

　　第三条　促进和保护投资
　　一、缔约任何一方在符合其国家目标的条件下，应依照投资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鼓励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在其境内进行投资，并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对于第二条所指的投资，应根据本协定给予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三、缔约任何一方应遵守其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可能承担的一般或具体的义务。
　　四、缔约双方应尽可能就有关投资事宜鼓励交流情报。

　　第四条　最惠国条款
　　一、缔约任何一方对在其境内的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或收益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国民和公司的投资或收益的待遇。
　　二、缔约任何一方对在其境内的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包括原料和辅料、动力、燃料及各种经营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销售和运输所给予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第三国的国民和公司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如上述活动符合下列条件，则不得妨碍该活动的正常进行：
　　（一）遵照进行该活动所在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
　　（二）依照本协定的规定。

　　第五条　例外
　　一、本协定关于给予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国民和公司待遇的规定，不应解释为缔约一方有义务因下述原因所产生的待遇、优惠或特权给予缔约另一方的国民和公司：
　　（一）任何有关海关、金融、关税或贸易的地区性安排（包括自由贸易区）或任何旨在将来导致实施这类地区性安排的协议；或
　　（二）任何与同一地区第三国在具体项目范围内作出的旨在促进地区性的经济、社会、劳动、工业或金融合作的安排。
　　二、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境内的税收事宜。税收应受制于缔约各方的国内法和缔约双方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在惠灵顿签定的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第六条　征收
　　一、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不得采取征收、国有化或与征收或国有化具有相同效果的其他措施（以下统称“征收”），除非这种措施是为了法律允许的目的、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其法律并给予补偿，补偿应能有效地实现、并不得无故迟延。该补偿应相当于投资在被征收前一刻的价值，并应能自由兑换和转移。
　　二、征收措施的合法性，应受影响的国民或公司的要求，可由采取措施的缔约一方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以其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审查。
　　三、如缔约一方对在其境内任何地区的按其有效法律设立或组建的公司的财产进行征收，而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上述公司内持有股份，缔约一方应保证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其程度需确保给予缔约另一方持有股份的上述国民或公司以该款所规定的补偿。

　　第七条　损失补偿
　　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因缔约另一方境内发生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国家急紧状态、暴动、起义或骚乱而受到损害，如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采取其他解决方法，其待遇不应低于该缔约另一方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第八条　汇出
　　一、缔约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并在非歧视的基础上，允许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自由转移其资本以及任何由投资产生的收益，包括：
　　（一）利润、资本利得、分红、提成费、利息和从投资中所获得的其他经常性收入；
　　（二）任何投资的部分或全部清算款项；
　　（三）根据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
　　（四）与第一条第一款（四）项有关的许可证费；
　　（五）有关技术援助、技术服务、管理和咨询费用的支付；
　　（六）有关承包项目的支付款；
　　（七）缔约另一方国民在缔约一方境内进行与投资有关的工作的收入。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应影响本协定第六条项下支付的补偿的自由转移。

　　第九条　兑换率
　　本协定第六条至第八条所述转移应适用转移之日自由兑换货币通用的市场汇率，如没有该市场汇率，则适用官方汇率。

　　第十条　法律
　　为避免误解，兹声明，所有投资，除受本协定管辖外，应受投资所在缔约一方境内的有效法律的管辖。

　　第十一条　禁止和限制
　　本协定的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约束缔约任何一方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保障公共健康或为预防动、植物的病虫害而采取任何禁止或限制措施或作出任何其他行为的权利。

　　第十二条　代位
　　一、如缔约任何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根据本协定就其本国国民和公司的全部或部分与投资有关的请求权因提供保证而向他们进行了支付，缔约另一方承认缔约前者一方（或由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有权根据代位行使其已获得支付的国民和公司的权利和提出请求权。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应超过该国民或公司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二、如缔约一方（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机关、法定组织或公司）不选择行使其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则该缔约一方向其本国国民和公司进行的支付不应影响该国民和公司根据第十三条向缔约另一方提出请求的权利。

　　第十三条　投资争议
　　一、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发生的争议，应尽量由当事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通过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可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将争议提交该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因第六条所述的征收补偿款额引起的争议，在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解决，可将争议提交由双方组成的国际仲裁庭。如有关的国民或公司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上述国际仲裁庭应按下述方式组成：当事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再任命一位第三名仲裁员为主席。仲裁员应在当事一方通知另一方将争议提交仲裁之日起两个月内任命，主席应在四个月内任命。
　　五、如在第四款规定的期限内未能作出必要的任命，又无任何其他约定时，当事任何一方均可请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行长作出必要的任命。
　　六、除下述规定外，仲裁庭应参考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在华盛顿通过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自行制定其仲裁程序。
　　七、仲裁庭应以多数票作出裁决。
　　八、仲裁庭的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拘束力。
　　九、仲裁庭应陈述裁决的依据，如任何一方要求，应进一步说明裁决的理由。
　　十、当事双方应各自负担其任命的仲裁员和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仲裁庭主席为执行仲裁职责的费用以及仲裁庭的其他费用应由当事双方平均负担，但仲裁庭可以在其裁决中决定由一方负担较多的费用。该决定对双方均有拘束力。
　　十一、仲裁应在双方同意的公认的仲裁中心进行。如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仲裁庭最后一名仲裁员被委派后４５天内未能就仲裁地点达成一致意见，仲裁庭应以多数票作出决定。
　　十二、本条规定不应损害缔约双方在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时适用第十四条规定的程序。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之间的争端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时，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如上述争端未能解决，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将争端提交仲裁。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各任命一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的第三名仲裁员由缔约双方协议任命。
　　三、从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两个月内，缔约各方应任命其仲裁员，其后的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应任命第三名仲裁员。
　　四、如从收到仲裁要求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仲裁庭未能组成，且又无其它协议，则缔约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任命的仲裁员。如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则可请求副院长作出任命。如副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其职责，则可请求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能作出必要任命的国际法院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并依次顺推。
　　五、仲裁庭以多数票做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为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均有拘束力。
　　七、缔约各方应承担其仲裁员和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费用，以及首席仲裁员和其余的一半费用，但仲裁庭可在其裁决中决定缔约一方承担较大比例的费用。此项决定对缔约双方均有拘束力。
　　八、除上述规定外，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

　　第十五条　其它义务
　　如缔约任何一方的立法，或者除本协定外缔约双方间现有或今后确立的国际义务使缔约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处于比本协定更为优惠的待遇地位，该地位不应受本协定的影响。

　　第十六条　领土适用
　　除缔约双方通过换文同意外，本协定不适用于库克群岛、纽埃和托克劳。

　　第十七条　生效、有效期和终止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通知缔约另一方已完成其使本协定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定应自缔约后一方通知之日起的第３０天开始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１５年。此后，除非本协定在最初１４年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应继续有效。终止通知书应自缔约另一方收到一年后生效。
　　三、对于在终止本协定的通知生效之日前进行的投资，第一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从终止通知生效之日起，继续有效１５年。
　　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代表签署本协定，以兹证明。
　　本协定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在惠灵顿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新西兰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李鹏（签字）　　　　　　　　　　　朗伊（签字）

　　　　　　　　　　　　　　　　信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于今日签署的新西兰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下称“投资协定”），并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下称“公约”）成员国时，我们两国政府将就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间的何种争议，按该公约的规定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达成一项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以换文形式将作为投资协定的组成部分。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本建议，我荣幸地建议，本函和阁下接受此建议的复函将构成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并将于阁下复函之日生效。
　　顺致崇高的敬意。
　　　　　　　　　　　　　　　　　　　　　　　　　　　　新西兰总理
　　　　　　　　　　　　　　　　　　　　　　　　　　　　朗伊（签字）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于惠灵顿
　　　　　　　　　　　　　　　　信件二

新西兰总理大卫·朗伊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您今日来函，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提及于今日签署的新西兰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下称“投资协定”），并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８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下称“公约”）成员国时，我们两国政府将就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与缔约另一方间的何种争议，按该公约的规定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达成一项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以换文形式将作为投资协定的组成部分。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本建议，我荣幸地建议，本函和阁下接受此建议的复函将构成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并将于阁下复函之日生效。”
　　我荣幸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阁下来函中的建议，同意阁下来函及本复函应构成我们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并于今日生效。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　鹏（签字）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于惠灵顿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景县检察院 夏同宇

　　摘要：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应该看到，这与《刑法》立法缺陷、打击不力有着必然的联系，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用重典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本文拟浅析《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正，并进一步提出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几点意见。
　　关键词：食品药品安全 刑法修正 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的快速、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想要吃的好、吃的丰富，已经不是可欲不可求的事情，但近年来，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问题层出不穷，闹得百姓人心慌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人为本，食品药品行业本应是一片净土，可有些黑心厂家为了追逐暴利不择手段甘愿冒险。保障食品药品安全，遏制违法犯罪行为是我们目前和今后解决问题的关键。食品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药品及药品安全则关系到防病治病问题，是事关救死扶伤的大事。所谓食品药品安全无小事，食品药品一旦出了问题，其危害后果往往更为严重，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也更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不安，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食品药品问题不仅是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民利问题，也是关乎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与公信力的民生民心工程，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屡屡亮起红灯，已经暴露出的“问题食品药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大、波及地域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媒体曝光的诸如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再触动人们的神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犯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在量刑上作出较为严厉的规定，但面对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仍显不足，仍不能有效打击、遏制食品药品犯罪。本文就我国食品药品犯罪的立法不足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正
　　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新刑法的食品药品犯罪立法做了较大的修正，对严惩食品药品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立法取向是严密刑事法网，加大处罚力度。具体表现为：
　　（一）对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了修改。如对刑法第141条的修改，取消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成要件，使生产、销售假药罪由状态犯变为行为犯；对刑法第143条的修改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将“食源性疾患”修改为“食源性疾病”。
　　（二）对刑罚部分进行了完善。如第141条、第143和第144条都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和比例式的罚金刑适用标准。另外，针对第141条、143条增加了适用较重刑罚的条件。除“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除“致人死亡”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同时，在刑法第144条中的基本量刑档中删去了“拘役”的规定，第二档情节条件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降低了处罚的门槛。
　　（三）增加了相关罪名。《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408条之一，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也就是“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做出的调整，是对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严峻形势和公众要求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呼声的回应，也是实现了与《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有机衔接，但是，现有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与我们“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还是存在差距的，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
　　二、查办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2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2011年以来危害食品药品案件的审结情况： 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405件，审结387件，生效判决人数481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67件，审结333件，生效判决人数410人。2012年1至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688件，审结549件，生效判决人数562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审结276件，生效判决人数425人。经分析比较，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比2010年上升275%，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上升216%。今年上半年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的收案数又比2011年全年的收案数高出69.88%。除此之外，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犯罪竞合的处理规定，还有大量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一方面说明了司法机关加大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但这些被查处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仅是冰山一角，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的严峻。因此，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从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保守的，还有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犯罪分类不当
　　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归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进行调整。但是以上罪名不仅仅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其更危害了公共安全。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屡屡频发，且存在不易觉察、隐蔽性高，人为不确定因素加大，科技含量上升，波及范围广以及受影响人数多等特征。食品药品安全恶性案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破坏了国家对食品药品的管理制度，更主要的是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健康权利和生命安全，危害了公共安全乃至于国家的安全。而事实上现在很多食品药品恶性案件的危害范围之大、危害后果之严重,绝不亚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程度，因此应提高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程度，将与之有关罪名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二）犯罪构成设置不当
　　1、刑法对假药、劣药作二元区分不科学。我国刑法在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规定中采用了二元划分法，但没有对假药和劣药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而是采用空白罪状直接援用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定义。《药品管理法》把药品成分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假药；把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劣药，并采用列举的办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和劣药的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列举的假药和劣药表现形式很容易出现竞合，使得具体的认定过程难以进行区分与界定。例如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变质了的药品属于假药，但超过有效期药品性质区别很大，部分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还处在药品稳定期内，没有失去药效或者还没有变质，但有一些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样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就可能出现竞合，即假如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了，那么该药品既是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假药又是该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劣药。由此来看，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两种行为却因罪名不同，在构罪标准和追究责任时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2、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界定为危险犯不利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在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罪的修正中仍然保留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条件，将此罪界定为危险犯，这无疑会给打击惩治此类犯罪带来证明上的难度和障碍。因为，现代食品工业和科技创新给食品安全带来的风险，往往受检测手段和方法的局限，在当时的情境下是表现为符合安全标准，但其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往往具有潜伏性，短期内无法显现。事过境迁，等问题暴露以后再发现其危害性，则为时已晚，比如大量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就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而且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发现，许多案件根本无法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给认定犯罪增加了阻力。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修正案才对刑法141条规定进行修正，删除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将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为行为犯。
　　　　3、将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设置为故意不利于全面打击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故意，主观过失则不构成相应罪名。《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未涉及到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问题。事实上，在食品药品生产领域，由于生产、经营者等相关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及能力上的原因，难免会因业务过失引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比如在食品药品原材料采购领域，采购者可能因懈怠、人情等原因不尽职履行查验义务。再如在食品药品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由于责任人的疏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变质、过期、混入有毒有害物质，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药品安全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从业者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过失犯罪由于缺少立法规制，不能以生产销售假药等相关罪名惩处，而只能按重大责任事故等罪名处理，这样一来，刑罚相对就较低了，这不利于全面、有效打击食品药品过失犯罪。
　　（三）刑法调控范围过窄
　　对食品药品的调整要体现出全方位、全过程，在主体上涉及食品药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包括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原料、辅料、食品药品容器等。在流程上包括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而当前，《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调控范围比较狭窄。在主体上只规定生产、销售人员，对于采购、运输、储存等相关人员却没有涉及，在对象上仅规定了包括食品药品和少数在单行刑法中涉及的如盐酸克仑特罗等物质，未包括绝大部分的食品添加剂以及药品相关产品，在流程上只涉及“生产”和“销售”环节，对于食品流通过程中的包括运输、储存等其他环节没有规定，这就导致部分行为人虽然违反了相关规定，但却因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罪刑规范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事立法或司法必须尽快弥补不能找到处罚依据的真空地带。
　　（四）刑事责任设置不合理
　　1、罚金刑可操作性差。《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则采取了并处罚金和无限额罚金的立法模式，虽然在立法上显示了对食品犯罪上不封顶的高压状态，但通常情况下，罚金的数额总是与犯罪数额、违法所得及犯罪后果等因素相联系，在无限额罚金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适用罚金的上限、下限及具体计算标准，具体可操作性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2、资格刑缺失。我国资格刑的设置刑种单一，仅有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且资格刑不适用于法人。事实上资格刑在惩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有效地防止其利用该种资格再次从事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打破“罚完了再犯、犯完了再罚”的规制怪圈，以此应对当前愈演愈烈的食品药品犯罪。
　　四、对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力度，但是，仍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预防和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加大犯罪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不仅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极大地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如三鹿奶粉事件，给我国奶制品行业带来巨大打击，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近4万名婴幼儿接受门诊治疗咨询，1.2万余名婴幼儿接受住院治疗，重症100余人，3人死亡。从某些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构成来看，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可以将其提升到危害公共安全的层面。在审判实践中， 有将某些食品犯罪行为判决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先例，如三鹿奶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张玉军、张彦章、高俊杰、薛建忠、张彦军均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再比如河南“瘦肉精”案中的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等五名被告人均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
　　　（二）科学设定犯罪构成要件
　　1、取消假药、劣药的二元划分，统归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我国对假药、劣药的二元划分，虽然我国这种划分方法从制定者的原意来说，意图根据药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程度来区分假药、劣药的不同惩处办法，从而达到有效惩处假药、劣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于假药、劣药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难以明确，因此这种划分不科学，操作起来也不符合实际。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划分，而是根据不合药品是外在质量不合格还是内在质量不合格将不合格药品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基于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同时将刑法第141、142条罪名进行合并，统称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以利于对此类行为的惩处，同时有利于与国外法律接轨。
　　2、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升格为行为犯。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与后果，具有潜在性、后发性和长期性，犯 罪行为一旦实施，就将产生潜在的危险，一旦爆发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需要刑法对其予以及时规制。同时，鉴于技术手段滞后等原因，很难检测其危害程度，很难对是否足以造成严重后果进行预测。如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建立科学可行的“地沟油”检验方法。因此，在不安全食品泛滥时期，将此罪升格为行为犯，更有利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事实上，国外很多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就是以行为犯的形式加以规定的，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因此，为适应国际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趋势和我国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需要，应考虑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升格为行为犯。
　　3、增加食品药品安全过失犯。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法网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过失犯罪之外，对重大过失导致的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只能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惩处。现代食品药品行为高度集约化、专业化，对食品药品从业者的专业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从事容易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危害的危险业务的人，应当被赋予防止过失造成死伤结果的特别高度的注意义务。食品药品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对从业人员应当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有必要增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以使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惩治更加全面、有力。实际上，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增设过失犯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如在《日本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都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过失犯进行了刑法规制。
　　（三）增设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罪名
　　从刑事立法来看，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保护体系，严密法网，加大惩处力度，以使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分子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1、拓展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围，修正为“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在对食品药品安全立法时都注重法网严密，具体来讲，既对生产、销售行为予以惩处，也对持有、包装、运输、存储、进口等流转环节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从生产制造到销售分发的整个过程均以刑法予以规制，避免了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惩处。我国《刑法》只侧重于对食品药品生产、销售行为的规制，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药品原材料的种植、采购环节以及食品药品流通环节的包装、运输、贮藏都没有进行合理保护，使得这些环节中侵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危害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如最近媒体曝光的菜农喷施甲醛保鲜大白菜，这种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刑法》却无法予以打击。相比较来讲，《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以及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实现了对食品安全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因此，应该拓展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调控范围，修改为“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从而有效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2、严密刑事法网，增加持有型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就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而言，行为人持有或储藏危险食品药品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最终通过销售等方式获得利益。目前的持有、储藏行为是销售行为的前端，是在为追求利益做准备。一般而言，行为人肯定要将这种食品或药品转让换取钱款才会罢手。在行为人转让之前，暂时不会发生可以具体测量的物质性的危害后果，但转让完成后危害后果必定发生。因为危险食品药品一旦流入社会必会被人食用，那将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贻误诊治。这种危害后果一旦发生则不可逆转，难以复原。故持有或储藏危险食品的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后果的极大可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但是实践中，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具有隐蔽性，查证困难，很多案件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取证后，由于嫌疑人拒不供认持有是为了销售且拒绝提供赃物来源，如若无法查证销售情况的，这类来源、去向不明的危害食品药品行为将难以受到刑罚惩治。因此，应将持有危险食品药品规定为犯罪，以严密法网，杜绝危险食品流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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