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网 络 舆 论 监 督

兰绍江


内容提要：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生活方式。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应当对网络舆论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使其规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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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沈阳刘涌涉黑犯罪团伙案件在审判过程中一波三折，引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网上大讨论。虽然此案已告终结，但它造成的舆论效应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在刘涌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严惩黑社会犯罪的鲜明意愿，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对刘涌案件的再审。所谓“网络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互联网”成为民意表达的最佳手段。
一、从刘涌案件看“网络舆论监督”的意义
1、 民意得到了真实、充分的表达。刘涌涉黑犯罪集团案堪称建国以来罕见。众所周知，黑社会犯罪危害之严重非其他犯罪所能比拟，为各国政府之大患。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虽刚起步不久，但来势凶猛，国家对此已经确定了“露头就打，从重从快处罚”的方针，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深得民心的举措。刘涌集团危害一方十几年，终于绳之以法，自然为国人瞩目。当辽宁省高院以含糊其辞、“莫须有”的理由将刘涌死刑的一审判决改为死缓，尤其是部分“知名教授”违背民意、以权威面目书面干预审判活动的曝光，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引发民众投入一场空前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爱憎分明的人民意志得到充分表达：①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首恶必须严惩，决不允许假借“人道、人权”姑息养奸；尽管个别“权威”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并不是很严重的罪，这样的案件到了美国可能判无罪，不是判死缓的问题云云［注］，但人民不信邪，他们知道孰轻孰重，他们更不会用美国的法律来断中国的案子。 “刘涌不死，民心死”，一语表达了人民对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②维护司法公正，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预司法审判活动。有的 “专家”断言判处刘涌死刑是我国一贯重刑思想的体现，民众的态度是媒体片面引导的结果，是用感情代替法律；更有人建议最高法院改写辽宁高法判决中“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模糊词汇，明确“认定刑讯逼供的事实，并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不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笔者注：接下来就要追究公安、检察机关办案干警的罪责了！）说这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司法尊严的维护。”[注]但是，从2000年7月刘涌案发到3年后刘涌被终审判决,公众对刘涌案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百姓心中有杆秤”，可以说,刘涌案件的审判,直接关系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次参与讨论人员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感情和理性几乎都达到极致，正是如此，才避免了黑白颠倒和无限放纵。这充分说明，正义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懂法、而且最理解法律的宗旨。
2、 正义存在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刘涌案的二审改判曾一度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某种怀疑；但最高人民法院正视全国人民的质询和呼声，依法对刘涌案提起再审，并最终维护了正义。人们看到我国的司法敢于从容面对公众的监督和批评，真正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正如有位法学博士所言：再审本身是一个进步，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反映了法律对民意的一种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并非只有程序正义而没有实质正义，严格执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并接受民众对于法官是否严格执法的监督，才是法官对民意最好的尊重 [注] 。刘涌一案的再审充分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有效监督，又产生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法律是一定形态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的体现，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体，因而法律必须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意志，司法又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公开、公正进行。如果法律抛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是部分“权威”强加给人民的信条；如果司法活动不受人民的监督而失去公正，那末法律就将失去在民众中的权威。民不可欺——无论什麽人，打着“权威”旗号也罢、打出“人权”招牌也罢、还是玩弄什麽其他花样，他都不能逾越人民的意志，、超越我国的国情。
3、 人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对刘涌案件的网络舆论监督，一方面在法律范畴给予人们很多启示，譬如法律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意志；如何保证司法公正与权威；如何看待死刑等。更重要的是网络舆论监督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有个学者讲，“对刘涌案的再审，网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网上畅所欲言体现了民众对权威机构的一种评判，在网络上对司法机关的评判则从某一方面体现一种社会的声音。”[注]网络在极大地拓展人们交互空间的同时，又极大地便捷了人们之间的认识与交流，它将成为今后人民自我教育和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那末，人民可以通过网络监督司法活动，为什麽不可以把这个手段扩展到其他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安全……等等所有领域，都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都应当为人民群众提供网络舆论监督的广阔平台。
二、 网络舆论监督的优越性。
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已经深得民心；像《焦点访谈》、《社会经纬》，及其他中央与各地的报刊、电视反映社会热点、民众疾苦、腐败现象的各种专栏，在揭露社会矛盾、鞭挞违法乱纪、洗雪百姓冤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成为人民信任的 “喉舌”、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反映民情、社情的重要渠道。但是，传统的媒体有它一定的局限性：①时间滞后。民情、民意反映到媒体需要一定的时间，媒体一般要进行核实，然后再履行制作、审批手续，少则数天，多则数月。②广泛性受限。传统媒体由于篇幅、人力、资金、程序等诸多原因，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一般仅限在影响较大或很特殊的典型个案，大量的民情、民意以及事件难得光顾机遇。③交互性差。传统媒体的报道一般呈单向性，来自各方面的评论、反馈、辩解及信息不能及时沟通交流。④成本高。公开发行的报刊的版面价格很贵，电视台制作新闻节目的成本更高，如果按照节目播出时间计算更为昂贵。⑤监督主体偏移。对国家事务和国家权力的监督，主体应当是人民，人民是一个广泛的集合概念。媒体行使监督实际是代表人民的，然而由于它的局限性，在民众心目中媒体成为了监督主体。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则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1、 监督主体的素质较高。利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意愿的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一定的知识和表达能力,关心国家和社会事务,具有较强的参政意识与维权意识,分析问题有一定的深度，他们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参与者；其中年青人又据多数，思想活跃，容易接受和传播新鲜事物。通过互联网听一听这些人的反馈意见，对于推进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去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数已达到7950万，职业分布广泛。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评价，不仅参与人多，而且面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评论都能得到集中反馈。
3、 人们的意愿和看法可以更真实、充分地表达。一般说传统的媒介对民情、民意总有个加工、筛选，往往一些更真实、一手的舆论、呼声得不到传达，而互联网就取消了这道 “工序”。如果把传统媒介比喻为“记名投票”的话，那麽互联网就是“无记名投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便于人们无拘束地发言，真实表现自己。
4、 具有空前快捷的特点。互联网是个电子的虚拟世界，它传播信息的速度不是以天数、小时为分母，而是按秒计算。海南发生的事情，在几秒钟内通过互联网，图文并茂地发布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不会发生传统媒介的那些昂贵费用。
5、 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对同一问题相互了解观点、展开讨论；既可以成本大套、连篇累牍，也可以短小精炼、一针见血；还可以组织 “专家访谈”，以至于组织问卷调查和反馈。
由于互联网具有这些优越性，利用这种先进的手段实现司法与行政活动的人民监督，就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有一位学者评论说：让人民通过网络发言是一种必然和进步，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人民权益进一步的“最大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注3」给人民以发言的自由和让人民掌握法律武器同等重要，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让网络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吧！
当然，网络媒介既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又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公开性是指网上的信息可以共享；私密性是指在网上发布评论、消息的人完全可以隐匿真实性名和身份。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它推动文明进步的一面，也常夹杂着耸人听闻得谣言和不满情绪的渲泻。这些内容在网上广泛传播，影响很坏。所以加强网络的规范和引导是十分必要的。
三、正确对待网络监督。
尽管网络监督目前仍存在某些缺陷，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看法，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作用。2003年，网络媒体所显示的舆论监督力量得到了最充分最有效的体现,众多新闻事件，如孙志刚事件、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刘涌案件、宝马汽车撞人案等等，都在网络上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接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评判监督，深深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人民大众参政意识空前高涨，使各种事件的发展得到了最深刻的推动，不但影响着政府决策，而且涉及了法律的变革。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网络媒体反映的民众呼声和意见，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时，胡锦涛总书记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对几位北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这表明网络媒体公信力日益凸显。网络监督已经不可阻挡，因为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我们应当对网络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使其规范和完善。
1、 网络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总纲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 第三十五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权利采取最便利的方式和手段，保障自己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保障人民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网络监督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便捷而有效手段，它当然要受到宪法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评价网上的争论说，“这是网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体现。”
2、 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文明的体现。
现代文明的社会，不仅表现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文明化，尤其政治文明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政治文明首先表现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人们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和倡议都能受到关注和发挥作用。依赖现代数字技术而实现的互联网传输、交流手段，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充分实现民主又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网络监督正是这种现代科技同现代民主的恰到好处的结合，它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人民权益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是现代文明的体现。否定网络的意义，就如同愚昧时代否定“日心说”、清政府视火车为“怪物”、落后的文化禁锢电影、电视；否定网络监督也可以视为“叶公好龙”式的民主心态。
3、 网络舆论监督是公民自我教育的方式。
网络媒体是交流传播各种知识和社会信息之现代化工具，它具有广泛性、社会性、世界性等主要特征，他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了解天下大事的主要渠道。我们看到，在网络监督的过程中，人们也在相互交流信息和知识，在参与中学习、在参与中互补，在参与中提高素养。对于个别不负责任、偏离事实和公德的网上言论，人们也在进行批评或抨击。正义、法律、公德、知识在自发传播，这是主流；恰恰是这种自愿参与的活动，更有效地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同时也真实反馈了人们道德的水准，让我们的主流媒体的导向有的放矢。
4、 网络舆论监督是民主、公开、平等的推动力。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政治上的民主、公开和平等，这正是网络监督的前提和目标。网络监督的前提是要求政治公开（也包括司法与行政的公开），公开才有公正。政治的民主化、公开化、法制化、科学化以及政治的高效、清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政治公开化就是要增强政治生活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涉及国家机密和国防机密外），消除政治的封闭性和神秘色彩，消除程序上、技术上和地域上的限制，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网络更好地了解政治过程，更好地知政议政和参政，实现各种民主权利。没有政治的公开化，就很难保证政治民主化，政治清廉也会受到影响，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也就无从谈起。
5、 对网络舆论监督应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
互联网承担着传播知识、信息，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神圣社会职责，作为发布部门的大量社会信息应当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关部门应该审时度势，加强正面引导。网络规范和道德的形成，主要靠教育和引导，靠所有网民的自律；2001年5月湖南创建了《红网》，作为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新闻和综合网站，拥有了中国第一批专业网络记者，在红网的“社区论坛”，邀请了诸多的专家、学者作为常年特邀嘉宾，进行各种建设性的探讨和评论，引导论坛舆论导向趋向理性化。全社会应当加强互联网诚信与公德教育，形成网络道德公约；网络服务与监管部门以及主流媒体应当主动组织对败坏网络声誉的批判，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净化舆论平台。
6、 建立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
网络监督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切关注民生、关注国家的事情，总是会经过网络空间摆到各级政府的桌面上。对于这种“新”事物，我们的各级政府应当给与高度重视和恰当地应用了。有人建议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认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应当扩大到司法和和一切政治领域，还应当制定必要的对监督渠道进行规范的章程。譬如：国家信息公开制度——接受人民的监督，首先要实现公开，国家司法、行政、经济等部门哪些信息必须或应当公开，通过哪些渠道公开，谁来监督执行；如许多地方纷纷创建“政务网”、“警务网”“市长信箱”等，为人民提供了方便之门。吉林省省长洪虎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要将自己的工作向媒体公开，媒体要监督政府的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政府应该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监督政府，重点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像我，就是你们的重点监督对象。社会反馈制度——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重视从互联网了解民情，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时，胡锦涛总书记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对几位北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各级政府是否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制度，人民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发表意见、建议，谁来收集来自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如何建立畅通的相互反馈路径。湖南《红网》的“百姓呼声”已成为百姓心中的名牌栏目，群众可以在网上投诉求助，由红网记者及联动媒体记者调查，并直接回复投诉人；群众还可参与进行评论和法律咨询等，使网络的互动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违法追究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12月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利用互联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规定了处罚。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利用互联网时，都要遵纪守法，抵制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与信息安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这个决定制定细则和一些必要的制度，使网络监督进入良性运行。各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肩负起网络监督立法的重任。
总之，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领域，都因互联网的加盟而大开眼界、五彩缤纷。它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因势而用之，受益无限；逆势而拒之，后患无穷。现代政治文明与现代化民主手段的结合，将创造一个真正健康、富于活力的现代化社会。

?文中［注］释均引自互联网评论。
参考文献：
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3）
朱兵：《谈中国网络媒体的主要社会责任》（2003中国网络媒体大讨论）



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唐伟元
（宿州学院,weiy2345@sohu.com）



　　摘要：从民事主体的发展历史可知，民事主体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而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也在相应变化。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或人格是判断民事主体资格的标准。而实际上，民事权利能力或人格在民事主体领域只具有抽象意义，并不能作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在现代民法上，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应区分而论，人是民法上的当然主体，而非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则其判断标准应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拥有可支配的财产并可成为财产的载体。

　　关键词：民事主体 权利能力 人格 判断标准

　　引言

　　民事主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的简称，指依法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事主体是民法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直接涉及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规范的对象，是制定民法草案必须明确的概念。民法在制度设计时规定哪些社会存在为民事主体，以及他们在民法上享有何种法律地位，是民事主体制度必须解决的民法中重要的基本问题，在各国民法中也是居于突出的地位，这是由民法规范的体系化和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要求决定的。正是因为确立了民事主体制度，民法其它一切制度设计诸如法律行为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责任制度等才得以全面展开。因此，整个民法制度就是一部民事主体参与各种民事活动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那么，民事主体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什么样的社会存在才能成为民事主体呢？这在民法界是一个颇有争论的问题。

　　一、民事主体的历史发展

　　1． 罗马法上的民事主体

　　罗马最初是氏族社会，由三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分成十几个宗联，每个宗联分成十几个宗，每个宗又分成若干族，每个族再分成许多家庭，家庭又分为家长和家子等其他家属。但是，家庭是作为早期罗马社会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主体，亦即基本单元，而家长（或家父）是因为作为家庭的代表而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主体的，市民中的家属以及平民则都不是，他们对外没有主体身份。[1]在古罗马时代，只有家族才是基本的社会单元，所有的交易都是以家族作为交易对象的，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个人实际上被家族所吸收。因此法律只承认以家父为代表的家族为民事主体。

　　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参军作战的家属和平民可以取得部分公权和私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经过平民与贵族反复斗争产生的《十二表法》规定，除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外，平民在该法规定的范围内已取得和贵族平等的地位。因此，至少在私法上已经承认平民是权利义务主体。随着罗马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变得极为兴盛。生产和贸易的发达，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又使各民族人们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也促进了对于统一适用法律的要求，到共和国末期和帝政初年，家长的男性子孙开始普遍地享有公权和财产权，妇女、拉丁人、和外国人也逐渐取得了部分公私权利。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帝准予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或臣民一般都可取得市民权，甚至奴隶也逐渐享有限制的私权，如部分的财产权。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义务主体的范围从贵族家长逐渐扩展到几乎全体自由人。

　　罗马法上的权利义务主体在外延上与自然人不同，一方面它不包括奴隶，在古罗马法上，要成为民事主体，必须具有"人格"（Caput），而"人格"主要由三种权利即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构成。自由权是人格的基础，享有自由权的是自由人，不享有自由权的就是奴隶，因此，没有自由权就没有人格，也就不能成为民事主体。奴隶虽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Homo）但由于奴隶没有自由权，所以也就不能成为民事主体，而只作为自由人的权利义务的客体。市民权类似于今天的公民权或国籍，是专属于罗马市民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公权和私权。罗马法对市民身份的控制要比对自由人身份的控制为严，因为罗马人认为他们是高贵的民族，不愿意轻易扩散市民权，因此，帝政前期的罗马法把罗马境内的居民分为市民、拉丁人、和外国人，市民则享有完全的公权和私权，拉丁人享有部分的公权和私权，仅有部分的市民权，而外国人是不享有公权和私权，外国人是没有市民权的，他们在罗马境内从事的民事活动，同国籍的适用本国法，异国籍的适用万民法。公元212年"安托尼亚那敕令"（Constitutio Antoniana）授予罗马帝国的一般居民以市民权后，市民权遂失去其重要意义，市民法与万民法逐渐融合起来。家族权，指家族团体中的成员在家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罗马法根据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把人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自权人是指不受家长权、夫权、或买主权支配的人，而他权人则要受到家长权、夫权、或买主权支配的人，因此，他权人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其虽然仍为民事主体，但须接受家长权的支配，其所从事的民事活动范围受到诸多限制显得十分狭窄。

　　另一方面，它又不仅包括自由人，而且也包括团体（Universitas）在内，但此团体是否就是法人呢?至少罗马法中并不存在"法人"的概念，但这种团体可以看作是法人制度的萌芽。初期团体为宗教、士兵、丧葬团体等，都不具有人格，共和国末叶，开始承认国家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成员相分立，是社团的起源。公元3世纪以后，即"米兰法令"承认神庙也可享受财产权，可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契约，取得债权，承担债务，其构成的基础为财产而非人，是财团的起源。罗马法的团体的出现，扩大了人格的概念，并提出抽象人格的理论，把权利直接赋予法律所拟制的人（Persona Ficta），尽管罗马的团体制度很不完备，但其基本内容和理论则为近代法人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上述可知，早期的罗马法以家庭作为单一的法律主体，并无个人观念独立存在的空间，中后期的罗马法中个人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并"不断地代替家庭共同体，成为民法所考虑的单位"。[2]自然人（奴隶除外）成为唯一的民事主体，虽然罗马法中有一些团体（如自治市、私人社团和国库）最先具有了某种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甚至出现了类似于现代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的"特有产"(Peculium)，但在罗马法及罗马法学家看来，团体仍然是数目众多的人，它只是在对外与第三人的民事关系方面，才被认为是统一体。团体的财产，与其说是从组成团体的自然人中独立出来的财产，不如说是他们的共有财产。因此团体的法人人格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在这一时期，罗马法还不可能建立起系统的法人制度。因此罗马法上明确的法人概念和完备的法人制度尚未建立。

　　2． 法国民法典上的民事主体　

　　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封建经济关系取代了奴隶制经济关系，社会中个人的身份等级发生了变化，奴隶已经由被完全否定了权利义务的客体变为了享有一部分权利义务主体的农奴或农民。教会法在重新解释罗马法后，注入了一些平等或个人自由意志的理念，但农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法律"人"，在人身上没有自由，须受领主支配，也可被当作财产转让或出卖。教会法虽然也反对奴隶制度，但它又不反对世俗中的压迫，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从没有在世俗法律中实行过。故总体而言，18世纪以前的社会仍然是一个身份型的社会，强调封建等级身份，人格不平等，加上对宗教团体的格外尊崇，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禁锢了个人自由，强化了等级身份秩序。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市民社会的壮大，斯多葛学派自然法理论思想影响的广泛、深入和罗马法的复兴,人们开始了对教会的、政治的、家庭的、行会的以及身份集团的传统封建权威的批判和对个人的解放,要求确立完全、平等、独立而完整的个人人格。[3]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庄严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条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从而确立了自然人完全独立而平等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民事主体制度，外国人的民事主体地位按照对等原则承认其可以在法国境内为民事活动，对于团体的民事主体资格则没有规定，因为法国民法典在制定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正兴盛，个人刚刚从团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害怕封建行会组织利用法人形式进行复辟，同时也由于立法者受自然法学派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深的缘故。《法国民法典》是对早期罗马法和中世纪封建法的清算,是对中后期罗马法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近代个人主义启蒙思想的立法总结,因此它信守绝对的个人主义,对一切团体都持敌视和怀疑态度,害怕团体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和旧的团体本位的复辟。因此,法典对个人与国家存在之外的各种团体均有意忽略而立法者在思想上则持排斥态度。

　　法国民法典忽视团体的存在，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经济关系日益繁杂,团体尤其是经济共同体愈来愈多，需要法律对其回应、调整和规范，因此， 1807年，法国在制定商法典时，在技术性上认可了商业组织的主体资格。随后，在1867年制定的有关股份公司的法律，也确立了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最终在1978年法律修正案中,法人作为与自然人具有同等地位的民事主体被立法所接受,从而形成了自然人与法人并立的二元主体结构制度。但最早系统规定法人制度的法典是德国民法典。　

　　3. 德国民法典上民事主体

　　1896年《德国民法典》正如海尔穆特库勒尔所言："作为《德国民法典》基本概念的人，是通过其权利能力来表述的。"[4]《德国民法典》在主体制度方面，首次创造了"权利能力"（Rechtsfaehigkeit）的概念，它以"权利能力"概念为自然人完全平等、独立和自由的思想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基础。民法典第1条规定："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宣告了所有的人从出生开始都平等的享有权利能力，而不管是否存在性别、宗教、社会职业等差别。近代意义上的"权利能力"的概念第一次在法律上的使用，为泽勒（Franzvon Zeiller）起草的《奥地利民法典》。[5]19世纪中叶，弗里德里希萨维尼（Friedrich Savigny）在其名著《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将"权利能力"定义为能够持有权利的可能性。[6]由于《德国民法典》采用的是"自然人"的概念, 承认所有的自然人可以不分国籍平等地享有权利能力，所以《德国民法典》较《法国民法典》进步。《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在法律上使用了"法人"（Juristische Person）的概念，还在民法中确认了法人制度。如规定非经营性的社团和经营性的社团，只要符合法定的条件，经过登记和许可程序，就可以成为法人。《德国民法典》将法人分为三类：社团、基金会和公法人，对其成立、登记、章程、清算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从《德国民法典》开始，民法主体制度从以个人为中心的一元论，转变为自然人与法人并立的二元论，这是主体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并在随后的历史中得到各国广泛的肯认，如德国、日本、瑞士及台湾民法在自然人之外都对法人有详细的规定[7]，二元主体结构的主流地位在理论和立法上得以确立。

　　4． 俄罗斯的民事主体制度[8]

　　苏俄民法典的民事主体制度采用两分法，只有自然人、法人主体。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新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有所创新，集中体现在法典第二编,与1922年苏俄民法典和１９６４年苏俄民法典确立的民事主体制度不同，新民法典大大拓宽了民事主体的范围，它规定公民（自然人）、法人及俄罗斯联邦、联邦主体和自治地方都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参加者。

　　有关法人主体的规定，新的俄罗斯民法典与苏联时期颁布的两部民法典有着很大不同。它将历史上出现的差不多所有企业法律形态都作为法人对待，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该法典对法人概念的界定为 "有独立的财产、以该财产对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能以自己的名义取得和实施财产权利、人身非财产权利并承担义务、能够在法院起诉和应诉的组织"，相对于我国《民法通则》的定义，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直接表述了法人的四个特征：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活动、统一的组织机构、独立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

　　在法人分类问题上，俄罗斯民法典与其它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没有明显不同。大陆法系的通行分类以公、私法人二元论为基础，以社团、财团两分法为主体，同时对社团法人辅之以营利、公益和中间法人的立法模式。根据成员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俄罗斯的法人分为三类：a.公司和合作社；b.国有、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和机关；c.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等。俄罗斯民法学家注意到公法人是特殊的一类法人，对公法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民事流转做出专门规定,尽管还不完善，但相对于我国民法没有确定"国家"的民事主体地位，俄国民法典的做法还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