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制品著作权侵权赔偿

音像制品以前一般是指录音、录影带，现在品种更多了，有CD、VCD、DVD、MP3、EVD等，还可以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光盘非常容易被复制，要是放在网络上下载，所以现在的音像制品更容易被侵权。MP3的制作过程一般都是直接在网络上下载歌曲，经过出版社出版，再到光盘厂复制。加上包装这些成本每个大概是二元人民币，制作者以每个四元的价格批发给销售商，最后以每个十元的价格买给消费者。这么低的制作成本，不可能包括著作权许可费用，所以光盘版的MP3不可能是正版的（本人另有文章《正版MP3只售10元，不可能》）。自MP3面世，这样的运做模式注定要被推向打假的风头浪尖，有关MP3的侵权诉讼案件是层出不穷，下面介绍一下音像制品著作权侵权赔偿。

法律规定的赔偿方式

音像制品侵权一般侵犯的是著作权，那么其赔偿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著作权法》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那么根据该规定赔偿的计算方式有三种：1、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计算，2、以侵权人违法所的计算；3、法定赔偿，由法院根据情况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这三种计算方式是有顺序的，第一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计算，第二以侵权人违法所得计算，第三进行法定赔偿。只有在前一种方式无法计算时，再考虑下面的计算方式。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远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得多，对知识产权赔偿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写出一本专著来。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分析法律规定的赔偿计算方式：第一种：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计算，被侵权人的损失基本是无法计算的，市场的产品不是非此即彼，侵权产品销售多少，被侵权的产品就减少多少这么简单。整个市场非常庞大的，销量的大小非常复杂，侵权对销售有多大的影响不可能有精确的计算公式。如果产品处于上升期，遭受侵权后的销售量可能继续在上升。以这种方法计算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第二种：以侵权人的获利来计算，侵权人获利多少是可以计算的，制作了多少，卖出去多少，成本是多少，利益是多少在侵权人那一般都有记录，找到帐目就可以了。那个侵权人会主动提供他们的帐目？即使提供也无法判断真假，法律没有任何强制力可以要求侵权人提供帐目，找不到帐目这种方式也是不可适用的。第三种方式很简单，直接在一个数字内由法院来定，法院似乎不太愿意冒这种险，怕自己确定的数字让两方都不满意。

因为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计算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对赔偿的计算方式有千百种不同，各个地方，甚至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个法院在实践中都会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实践审判中另类计算方式

本人根据亲自经历的一个音像制品侵权赔偿的案件，举出实践中另外一种音像制品侵权赔偿的计算方式，供读者参考：

香港某唱片公司发现北京某出版社在其出版的MP3光盘中含有十五首他们制作的歌曲没有取得他们的授权，于是香港公司将北京某出版社告上法庭，侵权事实清楚，对是否构成侵权，没有任何异议，总共有多少个侵权产品非常的明确，侵权产品的售价是多少非常明确，只是对赔偿的计算方式双方各自有自己的计算方式。作为原告提出的赔偿是以自己的损失来计算的，作为被告却以自己的获利来计算，当然互相都会夸大、缩小。最后法院的判决却令人百般不得其解，不知道是如何计算的。

通过一个熟人得知法院原来是这样计算的：因为原告是香港的公司，按香港的行业惯例，一首歌曲的许可费用为1个港币，原告在被告的MP3中发现15首侵权歌曲，被告总共复制了10000个产品。因为香港的唱片公司在大陆从来没有许可过任何单位使用其著作权，法院依照香港的标准，定为一首歌曲在大陆的许可费用为1元人民币。最后侵权赔偿是这样计算的：1元×15首×10000个=15万元。

在一般的音像制品侵权案件中，侵权人违法所得却是非常容易计算的，音像制品的销售价格很清楚地在产品上有标注，成本价、批发价都有非常透明的市场价格。制作的数量也是确定的，因为如果是出版发行，必须要到光盘厂制作光盘，光盘厂必须看到新闻出版局出具的《复制委托书》才敢复制，《复制委托书》对光盘的复制数量是确定的，一般只比实际复制的数量大，《复制委托书》在新闻出版局有备案，因为管制严格，光盘厂一般都会严格遵守这个数字。有确定的价格，确定的数量，那么侵权人的侵权所得就很好算了。

有可以非常明确计算的方式，却要使用其他方式？为什么不适用符合法律规定的计算方式？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本文是要告诉大家的是音像制品侵权赔偿的计算还有这样的一种方法。
侵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音像制品的著作权权利复杂，也就是说音像制品包含很多人/公司的著作权，最源头有词曲作家的著作权，然后表演者（演唱者）有表演者权，唱片公司制作成唱片，他们享有音像制作者权，出版社出版唱片，出版社也享有相应的著作权，音像制品一旦侵权则侵犯了很多人的著作权，一个MP3光盘里有一百多首歌曲，如果每首歌都有一个词曲作者，都有一个演唱者的话，那么一个MP3里就有几百个著作权人。未经许可复制发行一张MP3可能同时侵犯几百个人/公司的著作权。如果这几百个人/公司分别提起诉讼，那么侵权者将面临几百场官司。

音像制品的侵权属于民事案件，最终是要落实到赔偿上的，著作权侵权赔偿和其他知识产权赔偿一样要统一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填平原则”，也就是说因为侵权损失多少，就赔偿多少，被侵权人不能通过侵权诉讼而获利，侵权人也不能因为侵权而赔偿超出其因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那么侵权赔偿应当在被侵权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之间选择一种赔偿方式。如果两者都无法计算，那么就由法院在这个原则范围内选择确定一个赔偿标准，我国著作权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在实践中，几乎任何一个被侵权人提起的诉讼都是按照著作权法规定的方式计算自己的损失，或者以侵权人的获利要求全部赔偿自己。例如唱片公司提起诉讼，他们要求按侵权人的获利赔偿自己，后来词曲作者发现了侵权，又以侵权人的获利要求全部赔偿自己，对一个MP3侵权，可能面临几百个人/公司的侵权诉讼，这几百个人都要求全部赔偿自己，那么侵权人可能要赔偿出去侵权获利的几百倍，这将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一起音像制作者侵权案件中本人当庭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主审的法官是个很有名的知识产权专家，但是我的观点并没有受到这个法官关注，在判决中并没有将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本人在网络上检索到一个典型案例：香港华纳唱片有限公司（简称华纳公司）在青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五种CD唱片。这批光盘中的大部分曲目由华纳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华纳公司从未许可上述光盘上标注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曲目，该批光盘显属侵权录音制品。华纳公司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青岛××科技有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对录音制作者权的侵犯，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经济损失三万元。

法官认为：“原告华纳唱片有限公司作为录音制作者单独提起诉讼，主张被告侵犯了其发行权，其主张的部分只能是除去著作权人、表演者所享有的发行权之后的部分。因为，首先原告华纳唱片有限公司并不享有该录音制品全部的发行权，他所享有的发行权是建立在著作权人、表演者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他所主张的只能是部分权利。其次，如果该曲目的词曲作者、演唱者也向被告主张权利，法院并不能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而让被告就同一过错反复承担责任显属不公。所以，法院在审理侵犯录音制作者权案件中需考虑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主张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在本案中，被告销售未经许可发行的录音制品的侵权行为侵犯的是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三者的发行权，而原告只能主张其中其享有的部分发行权。法院参考了上述因素，酌定了赔偿数额。”

看到这个案例，本人比较欣慰，我的观点终于在青岛法院的这个判决中得到印证，也许法院在以后判决中会充分考虑这点。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律师），电话：010-51662214
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网站：http://www.rjls.cn




中国 巴基斯坦


关于新时期深化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同展望

（2013年7月5日，北京）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于2013年7月3日至8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谢里夫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也是对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访巴的回访。两国总理短时间内实现互访，显示出中巴双方进一步加强久经考验的兄弟般友谊的积极愿望。

　　二、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见了谢里夫总理，李克强总理与谢里夫总理举行了会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会见了谢里夫总理。谢里夫总理还会见了中国企业领袖和商界代表。

　　三、谢里夫总理重申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中巴战略合作的强烈愿望。中方领导人赞赏谢里夫总理选择中国作为出访的第一站。

　　四、谢里夫总理强调，巴基斯坦日前的政治过渡是历史性成就，这将带来政治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也将改善政府治理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而为巴基斯坦吸引外资创造有利的环境。

　　五、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中巴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在不断发展变化的21世纪，中巴关系具有更加突出的战略意义。双方决定在新时期继续深化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六、两国领导人意识到，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全世界超过40%的人口居住在这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区。该地区正在经历大规模城镇化和技术革新进程，这将释放出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七、中巴两国都认识到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将致力于促进和平、合作与和谐，在本地区营造共赢的局面。

　　八、两国领导人重申，将实行以人为本的政策，以减少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消除冲突根源。

　　九、双方决定，根据2005年4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关原则和精神，在现有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

　　十、中方重申，中国政府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将继续加强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感谢巴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坚定支持。中方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尊重巴基斯坦人民根据自身需要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巴基斯坦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十一、巴方重申，对华友好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和举国共识。巴方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十二、巴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独”、“藏独”，支持中方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的努力。中巴两国认为“东伊运”是双方共同威胁，将共同予以打击。

　　十三、双方认为，保持中巴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与会晤的传统，充分利用领导人年度会晤等机制，对推动双边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外长对话、战略对话等机制和其他部门对口磋商机制，加强两国间的战略沟通与协调。

　　十四、双方重申，拓展双边经贸关系是一项重要任务。双方认为，中国致力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巴基斯坦致力于重振巴基斯坦经济，实现“亚洲之虎梦”。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契合。双方决心进一步拉紧中巴务实合作纽带，把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成果。为此，双方将加强在贸易、投资、能源、农业、矿业、粮食安全、环境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十五、双方同意，实施好《关于延长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的补充协议》和《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加快推进《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中列出的有关项目，尽快推进中巴自贸区第二阶段降税谈判，进一步提升两国贸易自由化水平，推进中巴经济一体化进程。

　　十六、双方认为，提升中巴互联互通水平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促进两国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十七、为推动制订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双方同意成立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远景规划联合合作委员会，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牵头，并在上述两部门设立秘书处。两国部级官员近期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方将尽快派工作组访巴展开磋商。

　　十八、双方同意，尽快启动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相关工作。远景规划涉及的合作领域主要包括互联互通建设、经济技术合作、人文和地方交流。

　　十九、双方同意，在远景规划合作框架下，近期重点推进的合作包括：适时启动中巴跨境光缆项目,加快推进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探讨推动太阳能、生物质能合作、探讨开展沿线产业园区建设、尽快启动政府间磋商，实现中国地面数字电视国际标准在巴基斯坦落地、协调TD-LTE在巴基斯坦的商业运营，加强无线宽带技术领域的合作。

　　二十、双方支持两国企业开展瓜达尔港工业区合作。

　　二十一、中方同意支持巴基斯坦政府为解决能源短缺所作的努力。双方同意，尽早举行中巴能源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深化两国在常规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能源领域的合作。

　　二十二、中方强调，将继续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在巴投资。双方同意加快推动中巴农业示范园工作。

　　二十三、谢里夫总理表示，大量中方人员在巴基斯坦参与各种经济项目建设，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是巴基斯坦和本地区的宝贵财富。中方对巴方努力保障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安全，为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创造良好环境表示赞赏。

　　二十四、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在农业、卫生、教育、公共交通和其他惠民项目上的经济技术合作。

　　二十五、双方同意，深化两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支持双方金融机构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互设分支机构及开展业务活动。

　　二十六、双方同意进一步执行本币互换协议。

　　二十七、双方同意加强青年企业家间的交流，这有助于两国就开展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沟通。

　　二十八、双方认为，扩大和深化两国海上合作意义重大。双方同意加强海上安全、海上搜救和救灾、打击海盗、海洋科研、环境保护以及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二十九、双方重申将致力于落实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巴期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海洋合作谅解备忘录》。

　　三十、双方重申将执行《2012—2020年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气层研究委员会航天合作大纲》，进一步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双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积极探索拓展两国间客货运航线，增加班次。

　　三十一、双方认为，确保中巴传统友谊世代相传始终是优先要务。双方认识到议会机构在此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议会交流。两国将保持中巴青年团互访，加强在青年干部培训方面的合作。双方决定通过适当方式庆祝2015年“中巴友好交流年”。

　　三十二、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社会联系，双方同意鼓励两国地方省市缔结友好关系。

　　三十三、双方认识到，中巴丰富的文化遗产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具有永恒持久的意义，同意在巴建设更多孔子学院。双方将促进学者和学术交流，加强大众传媒的联系。

　　三十四、双方认为，中巴两军交往与合作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支撑。双方高度评价两军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将继续保持两军高层互访势头，深化在打击恐怖主义、人员培训、联合训练、装备技术、院校交流等领域合作，并不断拓展交流合作新领域。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国防科技和国防生产领域的合作。

　　三十五、双方重申致力于推动落实多边军控、裁军和不扩散措施。双方认为全球裁军措施不应带有歧视性。双方支持全面、非歧视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重申反对太空武器化及外空军备竞赛。

　　三十六、双方支持亚洲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积极看待对方参与亚洲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进程。

　　三十七、双方认为，中巴两国在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观点一致。双方同意在包括联合国、亚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坦布尔进程等在内的多边场合保持密切沟通，相互支持配合。

　　三十八、双方强调，将继续就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联合国改革等重大国际问题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三十九、双方认为，阿富汗局势发展与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息息相关，强调实现包容性的政治和解是阿富汗迈向统一、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步骤。双方重申，支持“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的和平与和解进程，将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帮助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与安全。

　　四十、谢里夫总理感谢中方对他本人及巴代表团的热情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