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表彰奖励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5年1月20日
高检发政字〔2005〕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表彰奖励工作的意见》已经高检院党组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表彰奖励工作的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的表彰奖励工作，更好地发挥表彰奖励工作的鼓舞、激励作用，根据《检察机关奖励暂行规定》，结合近年来表彰奖励工作的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列入国家行政奖励序列的表彰奖励


　　这类奖励是指按照《检察机关奖励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由国家人事部核定，纳入国家行政奖励序列、享受相应待遇的表彰奖励。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表彰的全国检察系统内的行政奖励，主要有定期综合性表彰奖励和不定期专门性表彰奖励两种形式。定期综合性表彰奖励，即《暂行规定》中关于“对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应当结合年度考核工作进行奖励”，“最高人民检察院每4年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检察系统表彰会，定期进行奖励”的奖励。不定期专门性表彰奖励，即《暂行规定》中关于“在特定环境、专项任务和突发事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应当及时给予奖励”的奖励。


　　奖励种类：经国家人事部核定为三种五等，即嘉奖；记功，包括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个人荣誉称号为“模范检察官”、“模范检察干部”，集体荣誉称号为“模范检察院”。


　　奖励程序：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自下而上逐级进行群众推荐、民主测评、公开评选。按照《暂行规定》的奖励批准权限，高检院机关记功、嘉奖的，省级检察院副检察长记二等功以上的，分别由高检院各内设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省级检察院党组提出奖励意见；高检院政治部按程序对事迹材料进行审核及必要的实地考察，并征求监察局意见后提出奖励意见；报高检院党组批准，作出奖励决定。授予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尚需报国务院人事部审核，在《检察日报》公示5天。


　　奖励标准：按照《暂行规定》关于“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对获奖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颁发奖牌、奖章、证书和奖金。


　　集体奖励标准：


　　全国模范检察院：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牌，奖金1万元；


　　集体一等功：颁发奖牌，奖金5000元；


　　集体二等功：颁发奖牌，奖金4000元；


　　集体三等功：颁发奖牌，奖金3000元；


　　集体嘉奖：颁发奖牌或通报，奖金2000元。


　　个人奖励标准：


　　全国模范检察官(模范检察干部)：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奖励证书，奖金5000元，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追授荣誉称号的，颁发奖章和奖励证书，奖金1万元；


　　个人一等功：颁发奖章和奖励证书，奖金3000元；


　　个人二等功：颁发奖章和奖励证书，奖金2000元；


　　个人三等功：颁发奖章和奖励证书，奖金1000元；


　　个人嘉奖：颁发奖励证书，奖金500元。


　　特殊奖励或上述奖金数额需突破的，报高检院党组批准。


　　奖励的实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进行表彰奖励，政治部具体组织实施。定期综合性表彰奖励，严格按照国家人事部核定的奖励比例和表彰名额，严格依照《暂行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定期专门性表彰奖励，应严格表彰比例，严格工作程序，严格考察审核，确保表彰奖励对象的先进性，确保表彰奖励的准确性。表彰奖励的比例严格控制在参与办案人员总数的30%以内。其中记一等功的比例不得超过2%，记二等功的比例不得超过6%，记三等功的比例不得超过10%，记嘉奖的比例不得超过12%。


　　二、群众性争创类表彰活动


　　这类表彰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内设机构对各级检察机关在贯彻高检院工作部署，积极开展各项检察工作中争先进、创优秀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一次性表彰。


　　(一)全局性争创活动的表彰，如先进基层检察院的表彰等。全局性表彰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进行。


　　表彰程序：每2年举行一次。按规定条件由各省级院推荐参评单位；由政治部审查、考察先进事迹并向监察局征询有无违纪违法情况；报院党组批准。


　　奖励标准：颁发奖牌、奖励证书，给予一次性奖金或奖品等物质奖励。先进集体，颁发奖牌，奖金5000元；先进个人，颁发奖励证书，奖金3000元。


　　表彰的实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进行表彰奖励，政治部组织实施。


　　(二)专项争创活动的表彰，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在本系统内按业务特点，以单项先进称号为表彰形式的表彰活动。表彰间隔不得少于3年。根据近年来表彰奖励工作情况，下列表彰授予单项先进称号：


　　公诉厅组织的“全国十佳公诉人”；


　　控告检察厅组织的“文明接待室”、“文明接待示范窗口”、“优秀接待员”；


　　反贪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组织的“十佳反贪局”、“十佳渎侦局(处、科)”，“十佳反贪局长”、“十佳渎侦局(处、科)长”，“百名优秀侦查员”。


　　其他专项表彰，一般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单项先进称号。


　　表彰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相关各内设机构联合制定各单项先进的名称、表彰时间、表彰比例(集体、个人表彰名额均控制在百名左右)、评选标准等实施办法，报经主管院领导批准后实施；自下而上逐级推荐、评选，由各省级检察院推荐参评集体和个人；高检院相关内设机构为主组织事迹审查、考察、评选，提出拟表彰意见；高检院政治部进行审核，报主管院领导批准，必要时，报院党组审定。


　　奖励标准：先进集体颁发奖牌，先进个人颁发奖励证书、证章。


　　表彰的实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名义作出表彰决定，各内设机构组织实施。

　
　　三、社会荣誉类表彰奖励


　　这类表彰是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新闻媒体，以传媒为载体向社会征集选票，评选产生的集体、个人社会荣誉称号。


　　表彰种类：“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全国十佳检察院”和“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提名奖”、“全国十佳检察院提名奖”。


　　表彰程序：每2年举行一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和检察日报社联合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成立评选委员会；由省级检察院推荐候选单位和个人；在媒体上刊登事迹和选票，媒体受众投票；根据投票入选15名，由评选委员会评出十名；报高检院党组审定批准，作出表彰决定。对未入选的推荐候选人和检察院，分别给予“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提名奖”“全国十佳检察院提名奖”称号。
奖励标准：颁发奖牌、证书、证章及一次性奖励奖金。“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颁发证书、证章，奖金5000元；“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提名奖”，颁发证书、证章，奖金3000元；“全国十佳检察院”颁发奖牌、奖金1万元；“全国十佳检察院提名奖”，颁发奖牌，奖金5000元。
表彰的实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进行表彰奖励，政治部会同检察日报社具体组织实施。
四、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的表彰奖励


　　(一)全国性表彰奖励活动，即国务院每5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表彰奖励活动。


　　表彰程序：在各省级检察院推荐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依照评选条件进行审核，按表彰活动组委会分配名额，提出候选人名单；报高检院党组批准后，以高检院名义向表彰活动组委会推荐检察系统候选人，报送参评事迹材料及审批表；组委会通知评选结果后，由高检院政治部负责本系统获奖先进工作者进京参加表彰大会及相关表彰活动的组织工作。
奖励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获奖人员享受全国劳模待遇。


　　表彰的实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参加表彰活动组委会，由国务院统一表彰奖励。


　　(二)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国务院部委为主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参加的全国性行业表彰活动。


　　表彰种类：


　　国家民委受国务院委托主办，每4年一次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


　　共青团中央主办，每2年一次的“中国杰出(优秀)青年卫士”称号、“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全国妇联主办的全国“三八红旗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主办的全国性表彰奖励活动。


　　表彰程序：各省级检察院及高检院各内设机构推荐，高检院政治部审核，报主管院领导批准后，由政治部向主办部委推荐。


　　奖励标准：授予一次性社会荣誉称号，不享受行政奖励待遇。


　　表彰的实施：由主办部委组织评选并直接表彰，向获奖集体、个人颁发奖牌、证书、证章。


　　(三)中央国家机关举办的全国性精神文明建设和普法教育表彰奖励，即以表彰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奖励精神产品、普及法律知识为主的评选表彰活动。


　　表彰种类：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中宣部举办，每5年一次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中宣部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司法部举办，每5年一次的“全国普法教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表彰程序：精神文明建设先进称号奖，由高检院政治部在各省级检察院推荐的基础上，依照表彰奖励条件进行审核，提出检察系统候选名单；报有关院领导批准，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推荐参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奖，由高检院政治部从“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获奖作品中择优选送，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名义推荐参评。


　　奖励标准：由主办单位按统一标准，向获奖集体、个人颁发奖牌、证书、证章；为获奖作品颁发奖励证书、奖金。


　　表彰的实施：由主办机关、部委统一组织评选，直接表彰。


　　(四)“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即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设立的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奖，是对各级检察机关、检察干警以及省以上新闻单位、影视机构、文艺文化等有关部门在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检察文化建设、文艺创作中的优秀精神产品给予的专门奖励。每3年举办一次，其中的“金鼎新闻奖”从2003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表彰种类：“金鼎新闻奖”、“金鼎图书(期刊)奖”、“金鼎文章奖”、“金鼎文学奖”、“金鼎影视奖”、“金鼎艺术奖”，各奖项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表彰程序：“金鼎奖”评选活动，实行三评定评制。高检院政治部报院党组批准，成立由中央宣传、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全国记协及各文学艺术门类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省级检察院、中央有关单位、有关媒体进行初评，按核定名额选送推荐作品；经各奖种评委复评，以30%的比例评选出拟奖作品；评委会对复评拟奖作品再度评选，以1/2的比例选出获奖作品；高检院政治部报院党组批准，作出表彰决定。


　　奖励标准：为获奖作品颁发奖牌、证书、300元至6000元不等的奖金。


　　表彰的实施：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名义表彰奖励，因获奖作品涉及系统内外，获奖证书加盖最高人民检察院院章。




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概述

楼杰科


不同的地域局限着当地人们的视野，从而决定着他们的思维，也就表示着有关事物看法的特定性。人们生活形式虽然多样，但是也存在着潜在的相似甚至一致之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宁愿重复着孟德斯鸠的地域影响法律的学说，如果更高级一点，那就应该高谈阔论萨维尼的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真知灼见。然而，我们似乎不仅谈论这些有利于法学与法律发展的善意见识，而且也应关注现实的社会及其规则。于是，我们必然回到活生生地世界，自己力所能及和可视，可闻，可思地天地之间。无论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存在着合法性立论。规则说，社会实践及其控制说，还是自然说，以及前所提及之民族精神说，还是其他所谓的灼见，在归根结底地意义上，都是在论证法律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证明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换言之，一个集团对其“看不顺眼”的个人如何强制地以集团的观念来重新塑造他才是正当的呢？有关刑法同样如此。
言归正传，因果关系就如你所认为的，在刑法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以致不仅不能忽略不计，相反应该受到极度重视。就现代刑法而言，这是一个颠之不破的真理性见解。因为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致使行为人与行为对象（客体）产生了不可变更的关系。由此，刑法介入人类生活，或者微观上讲，介入具体行为人所造成之具体危害的事实就有了十分有力的“借口”。并且作为一种主导力量，法律调整以及规制人类自身行为的方式，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因果关系使刑法存在于世合法化了。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更改的，那么就只有人们在思维领域的对因果关系的不同看法了。所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众所纷纭，踏至而来的许多有关因果关系的见解都不时地改变着，进而改变着刑法理论及其法律，也就构成了浩颜可观地刑法史之一部分。
自然我不想去重述历史的痕迹，去拾掇历史留于后人的宝贵财富，而宁愿去“拾人牙慧”。因为整理历史或许对我而言是个庞大的“工程”，一项沉重的工作，而概述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仅是在英美刑法学者们的论述上“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切地讲，是以我的思维方式解读。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因果关系客观上讲有两层含义：意识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三要件，还是我国的四要件，以及英美法系的两要件，都不约而同地将因果关系归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而把意识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归为犯罪的主观方面。以致于英美刑法学者认为行为犯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讨论结果犯时才考虑因果关系。因此，“因果”的英译是“cause and effect”，即，“原因与结果”，虽然因果关系是“causation”。
刑法领域一直存在着人们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还是应为他们的行为的结果负责的争论。换言之，在因果关系中，是为原因（cause）负责还是为结果（effect）负责？于是，在大陆法系的客观主义学派中，产生了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而在英美法系中，有人认为人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因为结果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性或机会（chance）问题。易言之，他们认为行为是确定的，而行为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我们应为哪个结果负责呢？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很难认定的。也可以说我们如何运用因果关系规则才能保证认定的因果是正确的呢？
当然，作为认识对象的因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天然”存在，但是在认识领域则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强调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为认识对象，还未进入价值判断领域，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是价值判断后的结果。即，人们基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对行为产生结果时的作用事实的评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多地涉及道德问题。故而，可能很多因果关系根据严密的逻辑无法得到说明，甚至于是矛盾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作出价值上的选择。因为社会之现实要求我们不能借口逻辑上说不通，或者感情上的不可拒绝选择。法律更注重理性（reason），并且是实践理性。乔纳森.赫林在他的《刑法》一书中举了McKechine案：被告人用电视机砸被害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被害人患有十二指肠溃烂。由于被告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因此就不可以对溃烂部分动手术，而被害人不久后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这里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吗？在事实上，被害人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而非由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但是正是由于头部受伤致使无法进行及时的手术，以致于被害人死亡。所以在法律上，我们找到了切入点——无法进行手术是因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在道德领域内，我们有了惩罚被告人的正当性理由。就如乔纳森.赫林所说的：但是作为一个可归因于道德责任的问题，这种决定是正确的。
即使如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必须关注事实因果关系，因为它毕竟是基础，存在性对象。没有事实就无法认识，也就没有价值选择。如美国刑法所言“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并且有两种不同情形：（1）行为是危害的‘事实原因’；以及（2）行为是危害的‘近因’（或是‘法律’原因）。”
有关事实原因（cause in fact）在英美刑法中有两种检验标准。一种是“but—for”标准，即“要不是”或称“如果没有”规则；另一种是实质作用标准或称“实质作用原因”。前者在理论上称为条件说，是最常用的规则。一般公式为“如果没有A，就没有E”。换言之，如果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没有被害人的受害结果。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缺点是“即使行为不发生，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行为就不是结果的事实原因。”这源于由果追因的思维逻辑。并且更加荒谬的是它会扩大因果关系。经常受到指责的是“依此逻辑，每个罪犯的父母也是犯罪的事实原因”。而且有时这种逻辑思维会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两人同时但并不知对方也在放火烧房子，结果房子烧毁。按照“要不是”规则，甲、乙两人就都不是房子烧毁的事实原因了。因为如果没有甲放火，房子仍旧会烧毁；没有乙放火，房子还是会烧毁。所以，谁都不是放火“元凶”了。为弥补此等缺陷，引入了判断事实的“实质作用原因”，即如果有A就有E，那么A就是E的实质原因。也就是说，A不必然是E的唯一原因，甚至于不是重要的原因，只要A有助于E的实现，那么A就是E的事实原因。自然这种方法避免了“要不是”规则的缺陷，但是它可能使有些本因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被排斥在刑法以外。
为弥补事实原因的缺陷，更为了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合法存在。法律原因（cause in law）逐渐浮出水面。法律原因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导致法律保护的（他人）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认为行为人应该为其行为负责的法定原因。最著名的是近因说（proximate cause）。何谓近因，在制定法上没有确定的定义，近因是判例法中的概念，因此有关近因的定义就按各案事实确定。而美国模范刑法典认为，如果结果的发生不是太离谱或者太意外以致于与行为人的责任或行为的严重性无关，那么行为就是危害结果的近因。该方法在凶杀案中的应用就是“一年零一天”规则，即，如果被害人在被告人行为后一年之后死亡，那么就不能判被告人有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因说掺和着政策因素，在认定法律因果关系时，考虑进了政策考虑事项。
有关近因说在英美刑法中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意图中的危害类型发生，以及意图中的方式大致发生，但是被害人不是意图中的对象；其二，是意图危害的一般类型发生并对意图中的被害人实施，但是以非意图中的方式发生。前者，经常与“犯意转移”说产生“瓜葛”。所谓“犯意转移”是指，意图中的被害人与实际的被害人不是同一人，即，发生错位，而被告人的原有意图转移到了实际被害人身上。例如，甲想并且去杀乙，但结果杀了丙。依据犯意转移说，甲仍旧有谋杀的罪责，而不是误杀。而从因果关系来看，甲的杀害行为确实是丙死亡的原因。后者，如果非意图中的危害方式是完全奇异并且不可预见的，那么就没责任。这里是因为危害方式的奇异与不可预见从而否定了近因的存在。但如果近因是直接原因，那么如下事项可能不否定近因：1、危害类型稍有差异，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2、结构稍微不同，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3、先前存在的弱点，如被害人更容易受伤或死亡（如血友病患者）；4、惊吓与压力，如被害人患有心脏病，因被告人抢劫致使被害人死亡。以上事项虽然在客观上与主观意图有所偏差，甚至于完全没有料到，但是就因果关系而言，显然成立。因为因果关系不考虑主观方面。
有关英美刑法中之因果关系不可忽略的部分是有关介入行为是否打破因果链的问题。介入行为，拉丁文是“Novus Actus Interveniens”，英译为“an act which breaks the chain of causation”，即，打破因果链的行为。依据介入行为与被告人行为之间的联系，可将介入行为分为附属的介入行为和独立的介入行为。所谓附属的介入行为是指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不会发生的行为，最典型地是，医疗。而独立行为则指即使没有被告人的行为也会发生的行为，但与被告人的行为合并才造成危害结果的。附属介入行为一般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是反常的情况下才打破因果链。而独立介入行为更可能打破因果链，只要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就行。
根据介入行为实施的主体或事件发生的原因，可以将介入行为分为第三者的行为与被害人的行为，以及不可抗力。
所谓第三者的行为是指被告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实施的对引起危害结果有作用的行为。首先，是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在“自由，故意以及已知的”状态下实施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因此其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即，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打破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其次，第三者的合法行为不打破因果链，如由于第三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作为“无辜代理者”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第三者没有犯罪心理，他在实施行为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引起危害；有辩护理由，如第三者有正当理由实施行为。最后，是医疗措施。如前所述，医疗措施是附属的介入行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反常的情况下打破因果链。因此差劲的医疗措施不是被告人的辩护理由，虽然，医院或医生的不恰当措施可能提供辩护理由。但这种不恰当的措施“使原先的仅成历史时才可以说死亡不是来自原先的伤口。”易言之，只有在措施明显错误并且原先的行为不再是危害的实质作用原因时医疗措施才打破因果链。
被害人的行为可能打破因果链，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在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有助于自己死亡的案件中，法律不情愿的承认被害人的行为打破的因果关系链。被害人为躲避被告人的攻击时使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合理可预见的，那么就不打破因果链。“当然如果被害人所做的是如此‘愚蠢’，……或如此意外，以致特定的攻击者事实上没有预见而且没有一个理性人可以被期望预见它，那么它仅是十分间接以及非真正意义上的攻击结果，事实上它是由被害人的不能合理预见且打破攻击与伤害或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的自愿行为偶然引起的。”在此，预见是指理性的一般人是否会预见到，而不是被告人是否预见到。刑法对不作为极不情愿归责，因此刑法一般也不承认被害人的不作为打破因果链。在英美刑法中最有名的案例是Blaue案。在该案中被害人被刺伤并被要求输血。但她是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不久后她就死了。如果输血，她就不会死。但是这被认为被害人的不作为不是引起死亡的原因，而是被告人的行为。因此被告人为死亡负责。但是这是否合理呢？换言之，被告人是否应为被害人的固执己见负责呢？
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是如此不可预测致使一般理性人也无法认识到，那么就打破因果关系链。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确立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有责。如前所述，因果关系属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犯罪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并发，即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的一致。仅有因果关系显然不构成犯罪（除严格责任犯罪）。另外一点是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问题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由陪审团决定，这基于法官与陪审团在审判时的分工。